憤世嫉俗憂國憂民一徉于古詩詞長河中的憂患情結

   論文關鍵詞：古典詩詞  憂患意識  文化遺產  繼承學習

　　論文摘要：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古已有之的心特征，幾千年來一脈相承，且催生了古典詩歌憂國愛民的抒情主題這些詩歌有著很高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是我們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憂患意識是人們對自然災害、社會危機和人生命運的焦心憂慮，以及產生的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并進而形成希望以自身內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超越的心態。優患意識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之一，也是漢民族特有的心理特征，古已有之，且隨著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逐步深刻而豐富。

　　1憂患情結的形成和發展

    首先，中華民族的發源地是黃河流域，先民的生活環境非常險惡，“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韓非子·五蠢》)，時常有洪水、大火、野獸威脅著人民的生命，“靠天吃飯”的農耕生產方式單一，生產力低下，收成極不穩定，惡劣的生存環境使先民深感死亡的威脅，看到生命的有限，促進了他們自我意識的覺醒，從而引發了他們強烈的生存渴求。這些決定了我們這個民族是個具有深廣的優患意識的民族。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反映的便是這種普遍存在的憂患心態。

    其次是儒家思想觀念所起的整合作用。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優”，戰國中期，儒家思想發展到孟子的時候，“心憂天下，民為邦本”成為儒家人生哲學的主要內容。它超越了個人道德情操的范圍，帶有理論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孟子例舉歷史中若干有成就的人，說明他們都是從憂患和痛苦中磨練出來的:“舜發于吠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筑之中，膠扁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于市”《孟子·告子下》，并由此得出:“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的結論。孟子將人生優患與社會優患，個體憂患與群體憂患結合起來，將其提升到關系國家存亡的歷史規律這一層面來認識。

    從戰國末年到秦統一天下，“憂患”就總是與國家的興衰治亂聯系在一起。隨著懦家思想統治地位的確立，其“心憂天下，民為邦本”的思想就對文人影響深遠，憂患意識被視為士大夫必備的修養，并逐漸化為個體人格內在的危機感、緊迫感、責任感和使命感。尤其是唐宋以來，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轉衰，亡國之音，隔代相聞，故國之思，不絕如縷。心憂天下也自然成為歷代知識分子自覺肩負的重任和精神動力。

　　2憂患意識在詩歌中的豐富內涵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是多方面的，中國最早的文學樣式詩歌作為一種文化載體，它理所當然地承載優患意識。詩人對社會特別敏感，對痛苦的體驗比常人強烈，甚至能透過現實中暫時的和表面上的圓滿看到它內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圓滿，所以憂患情結在中國傳統詩詞中表現更為突出。詩人們繼承學習，發展創新，幾千年來古詩詞長河中始終徜徉著濃郁的憂患情懷。

　　2.1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注  

 對國家命運的關注是憂患情結中最重要的特點。《詩經·黍離》篇傳說是周人東遷后一位大夫重游故都，見昔日的宗廟宮室，已遍種黍櫻，不禁傷心落淚:“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吟唱，開創了中國古代憂患詩詞的先河。

    繼《詩經·黍離》之后關注國家命運的詩人是屈原。他是我國古代第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的作品，以悲憂為基調，《離騷》是屈原最宏偉的詩篇。而詩中“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成為了憂國的千古名句。

    屈原之后，儒家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人們的追求，詩人們意識到自身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關，深切關注國家的一切，尤其是在國家動蕩時，心系天下的憂患情感在詩詞中表現得更為濃烈。

    曹操身處漢末亂世，他的詩歌關注國運，具有慷慨悲驚的藝術風格，在那個“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苦寒行》)的戰亂時代，詩人更容易感到人生無常的苦悶:“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短歌行》)，“不戚年往，憂世不治”(《秋胡行》)。作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作者的感慨是和他統一天下的雄心和頑強的進取精神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感嘆人生短暫之時，更渴望在有限的生命里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后世詩人一脈相承了這種憂國情懷: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擾唱《后庭花》”(唐.杜枚《泊秦淮》)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宋范仲淹)

    “位卑未敢忘憂國”(宋.陸游((病起書懷》)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宋.文天祥《過零丁洋》)

　　2.2對民生疾苦的悲憫

    中國古代詩人絕大多數是以濡家思想為主體的，孔子說“不患貧而患不均”，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而真正弘揚了儒家思想的是杜甫。杜甫對孔孟所倡導的憂患意識、仁愛精神、惻隱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內心常常激蕩著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種精神深人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并在他的詩歌中淋漓盡致表達出來。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赴奉先泳懷》)

    杜甫經歷了安史之亂，親眼看到唐王朝由繁盛走向衰敗的過程，經歷了太多的離亂與漂泊，詩風更是凝重與沉郁。安史之亂前，詩人透過歌舞升平的繁榮景象，就看到了國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寶十一載(752)，寫下了他的名篇《兵車行》:“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闌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真實地記錄人民被驅往戰場送死的悲慘圖景，指控了唐王朝的窮兵黔武。表現了對苦難百姓的無限同情。

    在安史之亂中，他隨同難民一起流亡，更多地目睹了人民的苦難，詩歌具有更為深廣的思想內容。他的詩歌集中揭露了叛亂帶給國家和人民的災難，揭露了封建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利害沖突，表現了作者憂時喪亂的深切感情。“三吏”、“三別”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杜甫是一位系念國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詩，他的詩有一種深沉的憂思，無論是寫生民疾苦、懷友思鄉，還是寫自己的窮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闊大的。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優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

    白居易是繼杜甫之后的又一位現實主義詩人，從“惟歌生民病”出發，白居易在詩中描述了這個時代中最尖銳的貧富不均現象和下層百姓在各種剝削勒索下艱難掙扎的悲慘狀況，對民生疾苦表示了極大的關注。《重賦》中寫下層民眾“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并寒氣，并人鼻中辛”，而《傷宅》所寫富貴者的奢侈，恰與此形成對照:“一堂費百萬，郁郁起輕煙。洞房溫且高，寒暑不能干。……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繚績》中也以“絲細操多女手疼，札札千聲不盈尺”寫出農婦的艱辛，而對照以富貴者的浪費:“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無惜心”，在《輕肥》中，他揭露了宦官“蹲基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孽洞庭橘，膾切天池鱗”，而這時百姓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是歲江南旱，衙州人食人”!這些詩作，揭露了封建社會里階級壓迫與剝削的事實，表達了對民生疾苦的悲憫。

    唐朝以后也有一些詩人繼承了這一優秀傳統，張養浩的《山坡羊·漁關懷古》便是一首名作:“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作者在詩中深刻地指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論怎樣改朝換代，人民總不能擺脫痛苦的境地。

    優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特有的一種內在精神，從早期提倡“心優天下，民為邦本”的道德人格到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再到近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其中愛國憂民是基本內核，千百年來一脈相承，這種民族精神深沉而飽滿，催生了大量的優患詩歌，這些詩歌有著很高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是我們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