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 陶俑 本土 文化特征
論文摘要：云南大理明代王氏墓和韓政墓陶塑出土的使女俑及騎士俑，無論在工藝或是造型的手段上都可以說是傳統雕塑中上乘之作，而這種生動的形式已經超出陶瓷藝術自身審美的范圍，具有中國多民族文化的包容、和諧、獨立、共榮這一特征。
云南省大理古城博物館里明代大理三月街出土的王氏墓陶俑及韓政墓明器陶俑共 36件，牽馬俑 4件、武士俑 11件、仆人及女俑、樂俑2l件。大理三月街出土王氏墓及韓政墓主人屬夫妻并葬墓。韓政生于明景泰庚午年 (公元 1450年)，死于公元 1521年，享年七十一歲。祖籍廬州府，六安州 (今安徽六安)，官至衛后所付千戶。王氏祖籍江西吉水，四代 以前就遷居云南大理，祖敬仲、戍大理衛左前所，生于正統十四年 (公元1449年)，死于嘉靖十三年 (公元 1534年)王氏基本上應是云南人了。出土陶俑均系低溫燒制，其中施黃綠釉的馭馬武士俑為三彩(唐三彩系)。大理地區出土的陶俑數量很多，其中包括一部分動物俑 (十二屬相)屬灰陶。(還原焰燒制故可稱之為瓦器) 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燒成溫度約在 800度左右，高嶺土。基本形體部分模壓成形后，再添加局部細節，如五官、衣紋及飾物。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屬于模具加手工成型，工藝上包括釉燒和素燒后彩繪。明代陶塑的技法已經十分成熟，技法上有捏、摟、刻劃、貼、捺等等，明代由于瓷器的發展關系，陶塑的工藝及技術也更為先進。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從藝術形式上分析應該不是云南本土屬性的陶塑文化。
殉葬制度初始原始社會末期，初為夫死殉葬妻妾。奴隸制產生的階級分化使得殘酷的殉葬制度一度盛行和發展，殉葬者涉及侍臣，春秋戰國后奴隸制漸已崩潰，這種殘酷的殉葬制度雖有發生但已經受到社會上下廣泛的譴責。春秋戰國后 “事死者，如事生”代表著中國古代喪葬理念，明器俑的產生及使用于中國古代喪葬理念的進步是分不開的，以俑代替活人殉葬，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俑的形成成為明器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俑的使用最早出現于商代，隨喪葬之風改革，以俑代替活人殉葬已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文明的喪葬風氣。俑的種類有常見的木俑、陶俑，中國古代陶俑的材料有灰陶，黑陶，紅陶 (黃陶)及白陶。燒制有素胎無釉、彩繪及帶釉、人物衣飾施釉、面部素胎及施以彩繪的。
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的種類有以下幾個內容：
其中一套樂俑十分突出，保存較為完好， 造型尤為生動，均為男性，高約2O厘米，人物面部刻畫生動精到，白陶，無釉彩繪。大理出土的樂俑頭與身的比例約 7比 1，比例關系非常正確，是明代陶俑中十分少見的。
武士俑牽馬俑 (站立牽馬有底)為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出土，頭與身高比例約 5：1，牽馬站姿，男性。其中一件帶釉，人施綠釉和藍釉，馬身施黃釉，馬鬃施綠釉，屬低溫陶 (三彩)。
另一組武士俑 (陶)，服飾簡單，較平民化，出土于大理三月街韓政墓，布衣有帽，似 “草帽”圓型，束腿。官有纓飾頭盔，身無甲胄，手持兵器 (兵器已損壞)。
這組武士俑在馬的造型及人物比例上非常準確，馬四蹄落地，無底，工藝難度大，無釉彩繪，服飾刻畫細致，造型生動，比例結構準確。武士俑共十件 ，十件里有一件小騎士最為可愛，非常突出，人物塑造 的十分傳神 ，在國內 目前 出土的陶俑里非常少見 。
大理三 月街王氏墓出土的一組使女俑頭與身高比例屬陶俑中常見的 5：1式。造型生動飽滿，站立，手中拿有琴棋書卷、女眷化裝器物和生活用品，顯示出王氏生前的地位與極近奢華的生活。陶塑十分注重情節性無論是人物還是動物，都重視動態、神情的刻畫。不僅有單個的，更有許多以組的形式加以表現。這些陶塑如一個個在講述自己故事，娓娓道來，精彩紛呈。
元代蒙古以軍事滅宋，忽必烈對中國西北及西南的入侵，很大程度上這種入侵也包括文化的滲透，中國邊境少數民族文化也受到很大影響。元代云南大理元代出土的大量陶器中，有很多的陶制骨灰罐是當時喪葬所用。火葬涉及到云南三十多個縣市。這些陶器不可能從內地運往云南。也一定是在云南本地制作的。云南早在南詔國、大理國時期火葬就盛行，元代、明代同樣是主要的喪葬習俗。清代開設廢除火葬，改為土葬及棺木埋葬。明代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的制作從俑的文化特征上沒有很明顯的少數民族習俗特征，這有可能陶俑制作的藝人是內地漢族人及墓室主人的漢族身份緣故。出土的陶俑與內地漢文化陶俑的屬性一致。從造型和工藝上也沒有任何區別，究竟是不是云南制作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云南大理出土的一部分動物俑 (十二屬相)、灰陶、還原焰燒制、屬瓦器。明顯有云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形式的特征。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各種動物如豬、狗、羊、雞等都被塑造了出來。這些動物，與人物的塑造不同的是，動物陶塑多用寫意的手法表現，不同動物的特征、神態被刻畫得十分生動，即使同一動物，也表現了不同的動態、神情及性格。
江西省境內考古發掘的明代藩王及王妃墓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 1487年)，墓葬隨葬品里包括：陶塑俑、木雕彩繪俑、馬車、馬匹等，僅木雕彩繪俑就有 406件。同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的造型與工藝非常的相似，屬同一時期，略早于王氏墓和韓政墓。江西省境內考古發掘的明代藩王及王妃墓出土中也有一套樂俑 (圖 6)，頭與身的比例約 5：1，同大理王氏墓出土的供奉俑的比例近似，但是出土中沒有大理樂俑的7：1的比例。其陶俑屬模具成型后，進一步手工做細節添加。寫實又寫意，造型完美 ，審美價值極高。
2006年3月，廣州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展出的兩百多件 1958年江西明代藩王及王妃合葬墓出土的陶俑工藝與造型與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十分相似，但是大部分出土陶俑不及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生動。主要是因為泥塑的手法沒有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出土陶俑的熟練和肯定。尤其是沒有達到武士俑和樂俑的藝術水平。
長期以來學術上對明代手工業的評價認為較唐宋有進步和提高，卻始終認為明代的雕塑不如唐宋，雖然明代的雕塑很少有能和宋代雕塑相提并論的例子，但是明代手工業的進步和時尚的社會風氣從明器陶俑的造型及工藝上能充分體現出它的時代特征，其塑造生動、充滿靈性確實可貴。而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則是這種特征表現的代表，無論它的制造地是否是大理本土，它的文化背景 與南昭文化的淵源有無直接關系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明器陶俑與明代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總是有其不可分割的必然的聯系。明代歷朝就有多在全國分封藩王的歷史，且死后極盡奢華厚葬與手工業的發展和繁榮是分不開的，邊疆地域的民族手工業不同程度地會受到漢民族文化和手工業的影響是必然的。
明代陶塑正確的解剖知識及一定的程式規律的造型與題材豐富的具體表現結合的統一與完美，是典型的中國傳統雕塑藝術所具有的形式特征。這一時期的傳統工藝形式完美和諧統一，人物造型比例及結構嚴謹中不失生動，注重表現情節及人物細節的戲劇性。追求心性、傳達表現世俗人文的社會意義和現實性。
明代的陶瓷手工業進步是景德鎮御窯(官窯)的設置與建立。陶瓷技術與藝術上的成就，對研究明代手工業的發展非常關鍵。民間制 陶業 的發展迅速，已形成 “官搭 民燒，官民竟市”的繁榮景象。明器陶俑的制作和生產也必然會有形式上的變化和發展。而這種發展也一定會影響到這一時期的其他相關藝術，雕塑技術與藝術形式也會隨之受到影響，甚至會反映出這個時期普遍的審美情趣。中國陶瓷史上的文明與進步始終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的佐證，明代陶俑對比例及解剖知識運用的意識是典型的時代的審美特征，改變了原始的工藝制作模式。
明代手工業上的進步成就僅在陶瓷工藝上就有成型方面的利坯車，包括鐵刀代替竹刀利坯；發展胎薄成型、及口吹施釉方法；由釉下彩到釉上彩，色地加彩，青花斗彩多項裝飾技術的突破；此時的陶瓷彩釉研究和使用也非常普遍 ，為明器陶俑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明器陶俑正是這種先進技術支持下的有代表性的明代雕塑藝術瑰寶。它不應因為它的尺寸及明器的屬性而受到偏見和被忽視應有的價值和在中國雕塑史上的地位。
云南歷史上，東漢時期大理、呈貢和通海出土的陶塑有大理水田池塘模型、通海出土的水田池塘模型和西晉大理出土陶馬，都非常有特色。云南由于其特有的地域和文化特征，青銅、陶器、建筑、民間民族手工藝方面歷史豐厚，不僅包含獨特的云南本土的少數民族文化，這其中也因政治的關系，漢文化與多民族文化的相互間的交流從而形成和發生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出土證明了中國多民族文化的包容、和諧、獨立、共榮這一特征，其使女俑及騎士俑，無論在工藝或是造型的手段上都可以說是傳統雕塑中上乘之作，而這種生動的形式已經超出陶瓷藝術自身審美的范圍。
參考文獻：
[1]葉吉言民．中國陶瓷史 [z]．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2]李昆聲．云南藝術史[ 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論文摘要：云南大理明代王氏墓和韓政墓陶塑出土的使女俑及騎士俑，無論在工藝或是造型的手段上都可以說是傳統雕塑中上乘之作，而這種生動的形式已經超出陶瓷藝術自身審美的范圍，具有中國多民族文化的包容、和諧、獨立、共榮這一特征。
云南省大理古城博物館里明代大理三月街出土的王氏墓陶俑及韓政墓明器陶俑共 36件，牽馬俑 4件、武士俑 11件、仆人及女俑、樂俑2l件。大理三月街出土王氏墓及韓政墓主人屬夫妻并葬墓。韓政生于明景泰庚午年 (公元 1450年)，死于公元 1521年，享年七十一歲。祖籍廬州府，六安州 (今安徽六安)，官至衛后所付千戶。王氏祖籍江西吉水，四代 以前就遷居云南大理，祖敬仲、戍大理衛左前所，生于正統十四年 (公元1449年)，死于嘉靖十三年 (公元 1534年)王氏基本上應是云南人了。出土陶俑均系低溫燒制，其中施黃綠釉的馭馬武士俑為三彩(唐三彩系)。大理地區出土的陶俑數量很多，其中包括一部分動物俑 (十二屬相)屬灰陶。(還原焰燒制故可稱之為瓦器) 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燒成溫度約在 800度左右，高嶺土。基本形體部分模壓成形后，再添加局部細節，如五官、衣紋及飾物。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屬于模具加手工成型，工藝上包括釉燒和素燒后彩繪。明代陶塑的技法已經十分成熟，技法上有捏、摟、刻劃、貼、捺等等，明代由于瓷器的發展關系，陶塑的工藝及技術也更為先進。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從藝術形式上分析應該不是云南本土屬性的陶塑文化。
殉葬制度初始原始社會末期，初為夫死殉葬妻妾。奴隸制產生的階級分化使得殘酷的殉葬制度一度盛行和發展，殉葬者涉及侍臣，春秋戰國后奴隸制漸已崩潰，這種殘酷的殉葬制度雖有發生但已經受到社會上下廣泛的譴責。春秋戰國后 “事死者，如事生”代表著中國古代喪葬理念，明器俑的產生及使用于中國古代喪葬理念的進步是分不開的，以俑代替活人殉葬，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俑的形成成為明器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俑的使用最早出現于商代，隨喪葬之風改革，以俑代替活人殉葬已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文明的喪葬風氣。俑的種類有常見的木俑、陶俑，中國古代陶俑的材料有灰陶，黑陶，紅陶 (黃陶)及白陶。燒制有素胎無釉、彩繪及帶釉、人物衣飾施釉、面部素胎及施以彩繪的。
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的種類有以下幾個內容：
其中一套樂俑十分突出，保存較為完好， 造型尤為生動，均為男性，高約2O厘米，人物面部刻畫生動精到，白陶，無釉彩繪。大理出土的樂俑頭與身的比例約 7比 1，比例關系非常正確，是明代陶俑中十分少見的。
武士俑牽馬俑 (站立牽馬有底)為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出土，頭與身高比例約 5：1，牽馬站姿，男性。其中一件帶釉，人施綠釉和藍釉，馬身施黃釉，馬鬃施綠釉，屬低溫陶 (三彩)。
另一組武士俑 (陶)，服飾簡單，較平民化，出土于大理三月街韓政墓，布衣有帽，似 “草帽”圓型，束腿。官有纓飾頭盔，身無甲胄，手持兵器 (兵器已損壞)。
這組武士俑在馬的造型及人物比例上非常準確，馬四蹄落地，無底，工藝難度大，無釉彩繪，服飾刻畫細致，造型生動，比例結構準確。武士俑共十件 ，十件里有一件小騎士最為可愛，非常突出，人物塑造 的十分傳神 ，在國內 目前 出土的陶俑里非常少見 。
大理三 月街王氏墓出土的一組使女俑頭與身高比例屬陶俑中常見的 5：1式。造型生動飽滿，站立，手中拿有琴棋書卷、女眷化裝器物和生活用品，顯示出王氏生前的地位與極近奢華的生活。陶塑十分注重情節性無論是人物還是動物，都重視動態、神情的刻畫。不僅有單個的，更有許多以組的形式加以表現。這些陶塑如一個個在講述自己故事，娓娓道來，精彩紛呈。
元代蒙古以軍事滅宋，忽必烈對中國西北及西南的入侵，很大程度上這種入侵也包括文化的滲透，中國邊境少數民族文化也受到很大影響。元代云南大理元代出土的大量陶器中，有很多的陶制骨灰罐是當時喪葬所用。火葬涉及到云南三十多個縣市。這些陶器不可能從內地運往云南。也一定是在云南本地制作的。云南早在南詔國、大理國時期火葬就盛行，元代、明代同樣是主要的喪葬習俗。清代開設廢除火葬，改為土葬及棺木埋葬。明代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的制作從俑的文化特征上沒有很明顯的少數民族習俗特征，這有可能陶俑制作的藝人是內地漢族人及墓室主人的漢族身份緣故。出土的陶俑與內地漢文化陶俑的屬性一致。從造型和工藝上也沒有任何區別，究竟是不是云南制作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云南大理出土的一部分動物俑 (十二屬相)、灰陶、還原焰燒制、屬瓦器。明顯有云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形式的特征。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各種動物如豬、狗、羊、雞等都被塑造了出來。這些動物，與人物的塑造不同的是，動物陶塑多用寫意的手法表現，不同動物的特征、神態被刻畫得十分生動，即使同一動物，也表現了不同的動態、神情及性格。
江西省境內考古發掘的明代藩王及王妃墓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 1487年)，墓葬隨葬品里包括：陶塑俑、木雕彩繪俑、馬車、馬匹等，僅木雕彩繪俑就有 406件。同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的造型與工藝非常的相似，屬同一時期，略早于王氏墓和韓政墓。江西省境內考古發掘的明代藩王及王妃墓出土中也有一套樂俑 (圖 6)，頭與身的比例約 5：1，同大理王氏墓出土的供奉俑的比例近似，但是出土中沒有大理樂俑的7：1的比例。其陶俑屬模具成型后，進一步手工做細節添加。寫實又寫意，造型完美 ，審美價值極高。
2006年3月，廣州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展出的兩百多件 1958年江西明代藩王及王妃合葬墓出土的陶俑工藝與造型與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十分相似，但是大部分出土陶俑不及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生動。主要是因為泥塑的手法沒有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出土陶俑的熟練和肯定。尤其是沒有達到武士俑和樂俑的藝術水平。
長期以來學術上對明代手工業的評價認為較唐宋有進步和提高，卻始終認為明代的雕塑不如唐宋，雖然明代的雕塑很少有能和宋代雕塑相提并論的例子，但是明代手工業的進步和時尚的社會風氣從明器陶俑的造型及工藝上能充分體現出它的時代特征，其塑造生動、充滿靈性確實可貴。而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則是這種特征表現的代表，無論它的制造地是否是大理本土，它的文化背景 與南昭文化的淵源有無直接關系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明器陶俑與明代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總是有其不可分割的必然的聯系。明代歷朝就有多在全國分封藩王的歷史，且死后極盡奢華厚葬與手工業的發展和繁榮是分不開的，邊疆地域的民族手工業不同程度地會受到漢民族文化和手工業的影響是必然的。
明代陶塑正確的解剖知識及一定的程式規律的造型與題材豐富的具體表現結合的統一與完美，是典型的中國傳統雕塑藝術所具有的形式特征。這一時期的傳統工藝形式完美和諧統一，人物造型比例及結構嚴謹中不失生動，注重表現情節及人物細節的戲劇性。追求心性、傳達表現世俗人文的社會意義和現實性。
明代的陶瓷手工業進步是景德鎮御窯(官窯)的設置與建立。陶瓷技術與藝術上的成就，對研究明代手工業的發展非常關鍵。民間制 陶業 的發展迅速，已形成 “官搭 民燒，官民竟市”的繁榮景象。明器陶俑的制作和生產也必然會有形式上的變化和發展。而這種發展也一定會影響到這一時期的其他相關藝術，雕塑技術與藝術形式也會隨之受到影響，甚至會反映出這個時期普遍的審美情趣。中國陶瓷史上的文明與進步始終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的佐證，明代陶俑對比例及解剖知識運用的意識是典型的時代的審美特征，改變了原始的工藝制作模式。
明代手工業上的進步成就僅在陶瓷工藝上就有成型方面的利坯車，包括鐵刀代替竹刀利坯；發展胎薄成型、及口吹施釉方法；由釉下彩到釉上彩，色地加彩，青花斗彩多項裝飾技術的突破；此時的陶瓷彩釉研究和使用也非常普遍 ，為明器陶俑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明器陶俑正是這種先進技術支持下的有代表性的明代雕塑藝術瑰寶。它不應因為它的尺寸及明器的屬性而受到偏見和被忽視應有的價值和在中國雕塑史上的地位。
云南歷史上，東漢時期大理、呈貢和通海出土的陶塑有大理水田池塘模型、通海出土的水田池塘模型和西晉大理出土陶馬，都非常有特色。云南由于其特有的地域和文化特征，青銅、陶器、建筑、民間民族手工藝方面歷史豐厚，不僅包含獨特的云南本土的少數民族文化，這其中也因政治的關系，漢文化與多民族文化的相互間的交流從而形成和發生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韓政墓陶俑出土證明了中國多民族文化的包容、和諧、獨立、共榮這一特征，其使女俑及騎士俑，無論在工藝或是造型的手段上都可以說是傳統雕塑中上乘之作，而這種生動的形式已經超出陶瓷藝術自身審美的范圍。
參考文獻：
[1]葉吉言民．中國陶瓷史 [z]．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2]李昆聲．云南藝術史[ 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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