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中國哲學的視域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摘要]：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程與中國近現代史密切相聯系。它在實踐上展示了中國人　對現代化道路的艱難選擇，在理論上則歷經東西方文化幾度激烈碰撞和交融，不斷創造　和更新著中國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一個思考中華民族命運的問題，也是一個涉及領域寬廣的學術課題。對于這一課題，我國學術界廣泛開展了研究，取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成果，但其中也存在一些研究視域方面的問題。為了能夠推進這一課題的深入開展，我們特組織了這組筆談，圍繞研究視域這一主題展開論述，希望能夠進一步促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并以此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 
　　近20年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績，但也有待改進、拓展。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一種更為廣闊的視域，往往局限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視域內，只考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的發展及其內容，最多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20世紀中國其他哲學思潮之間的論爭，而很少關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20世紀中國思想界的多方面聯系，很少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其他哲學思潮之間的互動、交流與融合，很少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為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史的一個重要方面來研究。這種研究視域不僅難以揭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特殊性，妨礙了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和理論的深入研究，而且難以揭示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所經歷的諸多思潮對立互動、相激相融的發展歷程，妨礙了對20世紀中國哲學史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討。今天，主張在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展開“對話”似乎成為中國哲學界的一種時髦。這種主張實際上蘊含著一個問題，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隔離開來，否認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過去一個世紀里經過中國化的歷程，已經融入了中國思想界，已經成為了中國哲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種主張產生的原因不止一端，但與上述這種狹隘的研究視域無疑是有聯系的。正是由于研究視域的狹隘，導致了人們看不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融入20世紀中國哲學之中，已經成為中國哲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仍然視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為兩種相互隔離、缺乏交流的哲學形態，所以才要提倡展開“對話”。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視域亟待拓展，亟待從那種自我封閉的狹隘研究視域中走出來。
　　從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來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比之僅僅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無疑是一個更為廣闊的研究視域。這一研究視域的基本含義在于：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爭鳴的20世紀中國思想界之中，通過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其他中國哲學思潮相互間的激蕩、論爭、影響及吸取，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在西方哲學中國化與中國哲學現代化這兩大哲學運動中的位置與作用，揭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20世紀中國哲學的曲折歷程和豐富內涵。這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對于推進21世紀中國哲學研究，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從20世紀中國哲學來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要把握20世紀中國哲學自身的提問方式與提問話語。這種提問方式與提問話語是20世紀中國哲學與以往中國哲學相區別之所在，顯示出中國哲學由古代形態經過近代形態到現代形態的轉型，顯示出20世紀中國哲學在致思趨向、話語系統及其哲學文化風貌諸方面的重構與變換。因此，從20世紀中國哲學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應當十分重視對20世紀中國哲學問題的探討，以此為紐結來把握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其他思潮間的分合流變。
　　從哲學觀念由抽象到具體、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紀的中國哲學問題集中在三個層面上：一是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二是歷史觀與文化觀問題，三是政治哲學問題。其中，本體論、認識論問題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學問題則是最具體、最特殊的。正是在這些不同層面上，圍繞著這些哲學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20世紀中國各種哲學思潮相互激蕩、論爭、交流、融會，進而把自己由一種外來的哲學形態轉化為中國自身的哲學形態，進入中國哲學家的書本與講壇，走進了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對20世　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發生了巨大的作用，對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
　　這種復雜的哲學運動，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運動為歷史的與邏輯的起點。早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馬克思主義哲學即已開始傳入中國，并對20世紀中國思想界產生影響。但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大思潮在20世紀中國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在新文化運動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諸子橫議，百家爭鳴，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崛起創造了條件與前提，也促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三個層面的哲學問題上與各種不同的哲學思潮相互激蕩、論爭、交流、融會，顯示出自己的合理性與生命力，并促使這些哲學問題得以進一步展開與深化，有力地推動了20世紀中國哲學的發展。因此，新文化運動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20世紀中國哲學諸思潮的第一個歷史交匯點。馬克思主義哲學與20世紀中國哲學諸思潮的復雜聯系、馬克思主義哲學由外來的哲學思潮演變成中國自身的哲學思潮，都可以在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發點。

第一層面是本體論、認識論問題。20世紀的中華民族內憂外患，救亡啟蒙，貞下起元，多難興邦，更激起哲學家們對本體論、認識論問題的思考和探討，以此寄托自己的家國情懷，重建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中，圍繞著本體論、認識論問題，形成了科學主義、人文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三大思潮之間的復雜聯系。新文化運動中的科學與玄學論戰成為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個交匯點。在這場論戰中，科學派代表了科學主義思潮，力主哲學走科學化、實證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強調哲學要沿著“科學知識論”的方向發展；玄學派代表了人文主義思潮，力主為本體論的存在進行辯護，其代表人物張君勱認為當時正是“新玄學時代”；而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則對科學派與玄學派都持批評態度，強調只有科學的唯物史觀才是哲學發展的方向。這以后，哲學是沿著本體論路向還是沿著認識論路向發展以及建設怎樣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就成為這三大思潮反復探討、不斷互動的重要論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正是通過這種思潮間的互動，促成了自身的發展：從李大釗、陳獨秀最初拒斥本體論，到瞿秋白傳播辯證唯物主義宇宙觀，再經李達強調“實踐的唯物論”(注：參見李達：《社會學大綱》，《李達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頁。)，而至毛澤東創立“實踐論”，隨后提出“哲學就是認識論”(注：毛澤東：《關于人的認識問題》，《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頁。)，表現出一個由拒斥本體論到認肯本體論、再走向認識論的變化軌跡。至20世紀80年代，馮契進一步反思這三大思潮在歷史上的分歧與論爭，創立了個性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智慧說”，試圖打通知識與智慧、認識論與本體論的內在聯系。因此，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對于本體論、認識論問題的探討，不只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的思想演變中實現的，而是　通過與科學主義、人文主義諸思潮的相激相融實現的。從本體論問題的層面上看，即使是20世紀3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張東蓀、葉青之間的哲學論爭，也非僅僅是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或假馬克思主義的斗爭，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人文主義思潮(張東蓀所代表)、科學主義思潮(葉青所代表)之間的論爭。在拙著《二十世紀中國哲學本體論問題》(注：該書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圍繞本體論問題對這三大思潮進行過探討。
　　第二層面是歷史觀、文化觀問題。如何看待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化歷史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在全球性現代化運動中的價值與作用?如何面對西方文化的強烈影響來選擇中國文化發展的道路?這些問題與“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密切聯系在一起，是時代向20世紀中國哲學家們提出的重大哲學問題，也是20世紀中國哲學家們必須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學問題。這就使歷史觀與文化觀問題在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中占有了十分顯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紀中國哲學家們的普遍關注和反復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最初傳播，也首先是從歷史觀領域展開的。中國人認識、了解、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從認識、了解、掌握唯物史觀開始的。唯物史觀的傳入，使先進的中國人對于自己國家的命運與人類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們最終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最終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幟和理論武器。毛澤東于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注：毛澤東：《給蔡和森的信》，《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實際上代表了中國早期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發展與中國化也是通過與20世紀中國其他有關思潮相激相融而實現的。在20世紀中國思想界，圍繞著歷史觀與文化觀問題形成了唯物史觀與進化史觀、民生史觀及種種非唯物史觀的復雜聯系，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義對中西古今文化問題、對中國現代化道路問題的不同選擇。這種對歷史觀與文化觀問題的哲學思考不能長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國里，必須回到現實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現實的生活世界中顯示自己理論的深刻性與合理性。在這些問題上，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與文化觀最具有實踐性格和現實性格，因而最能顯示理論的深刻性與合理性，并由此對其他有關思潮產生了深刻影響。如孫中山的民生史觀、馮友蘭前期的歷史哲學、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學，都曾汲取唯物史觀的思想資源。　同時，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與文化觀也從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國馬克思主義正是從文化保守主義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激烈批評轉向重新估價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提出做“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總結者和繼承者(注：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從而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直接結合起來。因此從歷史觀與文化觀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也是與20世紀中國思想界密切聯系著的。

　第三層面是政治哲學問題。一些中國哲學家們從西方政治哲學中汲取思想資源，并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加以揚棄。但20世紀中國政治哲學問題更主要是與“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選擇聯系在一起，實質上是中國文化歷史大變遷所直接提出的一些重大政治問題。如封閉與開放、守舊與維新、改良與革命、立憲與共和、啟蒙與救亡、舊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都成為20世紀中國政治哲學探討的重要內容。這些問題的探討往往與現實政治直接糾纏在一起，較少思辨性，更少玄學味，但對于中國的前途與命運來說卻是極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紀中國哲學家們的反復思考與探討，并由此形成了三民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三大思潮之間的復雜格局。它們之間的關系隨著中國社會矛盾的變化及各種政治力量的不斷組合經歷了十分復雜的變化，其間既曾有過聯盟，又有過分歧；既有過對抗，又有過互動。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發展(如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對民主政治的追求與構想)，就包含了對三民主義、自由主義思想資源的汲取。這三大思潮之間關系的變化，對20世紀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選擇、對現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正是在與三民主義、自由主義的相激相融中，顯示出自身的合理性與優越性，對“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重大問題作出了最有說服力的回答，但這并不意味著問題已經徹底解決。從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中國思想界看，在政治哲學層面上，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激蕩與汲取將會繼續下去。
　　除了上述這些問題外，20世紀中國哲學還有其他許多問題：有的問題是以社會問題的形式提出的，如女性主義問題、鄉村建設問題；有的問題是哲學與其他人文學科相交融而提出的，如20世紀中國哲學對史學、文學影響問題；有的問題是哲學與教育相聯系而提出的，如20世紀中國教育哲學問題；有的問題則是哲學與宗教相聯系而提出來的，如20世紀中國宗教哲學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實際上反映了20世紀中國哲學與20世紀中國文化歷史的多方面的聯系。在這些問題上，也往往存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其他思潮間的復雜聯系。如在女性主義問題上，就存在著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之間的復雜聯系。李大釗、李達等代表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而胡適、周作人等代表了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這兩種女性主義在女性解放道路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強調通過階級解放來實現女性解放，而中國自由主義者更傾向于把女性解放看作是對個性自由的追求，但它們又都主張女性從封建夫權制度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對封建夫權制度進行各自的批判，共同推進了女性主義思潮在20世紀中國思想界的興起與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選擇，固然被中國歷史進程證明是正確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主張也有其不可否認的合理因素，因此這兩大思潮也有一個相激相融的問題。
　　總之，在過去一個世紀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正是通過在這三個層面的哲學問題上與其他各種哲學思潮激蕩、論爭、交流、融會，由一種外來的哲學思想轉化為20世紀中國哲學的主潮。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能產生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與影響力，除了具有強烈的實踐性格、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密切聯系的一面外，還在于與20世紀中國哲學諸思潮間有著互激互動的聯系，從中顯示出自身的理論活力與魅力，顯示出理論自身的優越性。因此，從20世紀中國哲學的視域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20世紀中國哲學諸思潮的復雜聯系中把這種理論自身的活力與魅力揭示出來，不僅將有益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而且將有益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21世紀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