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魯迅雜文的影響及現實意義

論文關鍵詞：魯迅  雜文  傳播  創作  語言  思維
　　論文摘要：雜文創作，幾乎傾注了魯迅先生的大部分心血。魯迅先生的雜文對現代傳媒中各種評論文體的出現和影響，對雜文創作題材、體裁、手段的開拓，對現代文語言運用的自由無拘、富有創造力的貢獻，想象思維的逆向運用和正反的結合可謂影響深遠，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在魯迅先生創作后期，他傾注了大部分心血于雜文創作中，可以說，魯迅先生的名字是與他的雜文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在對魯迅先生的評價中，引起最大爭議的同樣也是他的雜文。從其生前直到現當代，對他的雜文的肯定與贊賞、否定與嘲諷就從未停止過。盡管一些文學評論家或讀過魯迅先生雜文的讀者曾無數次地宣布：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就連他本人也一再表示希望他的攻擊時弊的雜文“與時弊同時滅亡”，但事實卻是難以回避的，即魯迅先生的雜文始終為一切關心與思考社會、歷史、思想、文化、人生、人性……問題的中國人所鐘愛。魯迅先生的雜文在現當代仍是中國社會中活生生的“存在”對正在發展的中國思想、文化發生作用，對現實的中國人心產生影響。它的每一次最新發表，仍能給讀者一個針對當前現實而寫的感覺。讀者一遍又一遍地閱讀，每讀一次，都會有新的感覺和發現，可謂常讀常新。閱讀魯迅先生的雜文，可以發現它在現當代仍然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尤其是他的雜文對現代傳播中各種評論性文體的出現和影響，雜文創作題材、體裁、手段的開拓，對現代文語言運用的自由無拘、富有創造力的貢獻，以及想象思維的逆向運用和正反結合可謂影響至深。
　　l  魯迅雜文對現代傳播的意義
　　作為一種報刊文體，雜文與現代傳播有著血肉般的聯系。人們說起雜文，特別是魯迅先生的雜文，總要聯想到“五四”時期的《新青年》《語絲》《莽原》《京報副刊》《晨報剮刊》，以及20世紀 3O年代的《萌芽》《太自》《申報 ·自由談》等，這決不是偶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雜文是富于現代性的文體；或者說，它是現代作家通過現代傳播媒介與它所處的時代、中國的社會、思想、文化現實發生有機聯系的一個重要、有效的方式。魯迅正是通過雜文這種形式，由地深入現代生活的各個領域，迅速地接納、反映瞬息萬變的時代信息，做出政治的、社會歷史的、倫理道德的、審美的評價與判斷，并及時得到生活的回響與社會的反饋。隨著現代傳媒對人的現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響，雜文也就更加觸及和深入到現代生活中，并成為人們現代生活的組成部分。這樣的作用與價值是其他非報刊文體所不可比擬的。正因為雜文與“現在時”的生活有著如此密切的互動關系，所以，雜文“魁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是一個時代的忠實記錄。對此，魯迅先生非常自信，他說：“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兒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里了”。魯迅曾經“想到可以擇歷來極其特別，而其實是代表這種國人性質之一種的人物作一部中斟的‘人史”  。可以說魯迅的雜文不僅是現代 中團社會、政治、歷史、法律、哲學、道德、文學藝術，乃至經濟、軍事……的“百科全=}弓”，更是對中國現代國民的文化心理、行為準則、價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實、生動而深刻的描繪，是一部活的現代中國人的“人史”。有人甚至說，要了解中國的國情，就要了解創造這國情的中國人；而要了解中國人 ，莫過于細心閱讀魯迅雜文這一歷史文獻。
　　2 魯迅雜文對自由創作的意義
　　魯迅先生曾經這樣說過：“我們試去查一通美國的‘文學概論’或中國什么大學的講義，的確，總不能發現一種叫做雜文的東西”。他還說：“我知道中國的這幾年的雜文作者，他們的作文，卻沒有一個想到‘文學概論 ’的規定 ，或者希圖文學史上的位置的，他以為非這樣寫不可 ，他就這樣寫。” 這就是說，雜文是一個未經規范的文體，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種無體之文。“無體”固然會給它的學習、推廣、再產生造成困難，卻同時提供了特別大的自由創造的空問“以為非這樣寫不可，就這樣寫”，一切出于內心 自由欲念的驅動，最方便地表達 自由。可以說，正是因為雜文這種“無體的自由體式”才使得魯迅天馬行空的思想藝術得到了淋漓盡致地發揮。我們看到，魯迅是那樣自由地飛翔于雜文這塊廣闊的天地里，進行著既是現實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無忌地出入于文學、歷史、地理、哲學、心理、民俗、人類學、政治學、文化學以至自然科學……等各門學科，無拘地表現自己的大憤怒、大憎惡、大輕蔑與大歡喜，將各種藝術形式——詩的、戲劇的、小說 的、散文的、繪  的，以至音樂的… … 熔為一爐。魯迅正是利用雜文這一形式，發揮他不拘一格的創造力與想象力，進行他的文體實驗。從這個意義上講，“雜文”確實具有某種先鋒性。這是魯迅終于找到的最足以發揮他的創造天才的，也是最適合于他的文體。正如此，魯迅的雜文，才具有了某種不可重復性。魯迅雜文的“個人性”，體現了“文學的現代性”這一基本特征，利用它可以更直接地與現實對話，也更能滿足讀者的需要。
　　3 魯迅雜文富有創造力的語言運用
　　與其思想的“天馬行空”相適應，魯迅雜文的語言也是自由尤拘且極富創造力的。例如，在《紀念劉和珍君》里，魯迅是那樣自如地驅遣著中國漢語的各種句式：或口語與文言句式交雜；或排比、重復句式的交叉運用；或長句與短旬、陳述句與反問句的相互交錯；混合著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莢與氣勢，真可謂“聲情并茂”。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把漢語的表意、抒情功能發揮到了極斂。同時，魯迅雜文的語青又是反規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壞語法規則，違反常規法，制造一種不和諧的“拗體”，以打破講青對思想的束縛，用以達到荒誕、奇峻的美學效果。這都是魯迅為表達自己對外部事物的獨特反映、內心世界的“離奇和荒蕪”所需要的。在魯迅雜文中，他有時將含義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詞組織在一起，于不合邏輯中顯示深刻，例如：“有理的壓迫”“豪語的折扣”“跪著的^造**”“在嫩苗上馳騁”等等。
　　有時他又隨意亂用詞語，例如，女士們“勒令腳尖”“小起來”，用“一只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它“離開地球”：這是“大詞小用”；君子遠離庖廚而大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齒，摸摸肚皮，‘萬物皆備于我矣’了”：這是“莊詞諧用”；“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槍，是富于戲劇性的”：這是中(英語)、文(言)、白(話)詞語對用；“商人……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氣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蟲也委實太多”：這是“雅俗雜用”；“詩人”坐在“金的坦克車”上“凱旋”，“教育家 ”在“酒杯問”“謀害”學生，“殺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老鼠“飄忽”地走著，那態度比“名人名教授”還“軒昂”：這都是有意的詞語配合不當；“好像失去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永遠‘國’下去一樣”：以名詞作動詞用，這自然是“明知故犯”；“日‘唉’乎于予蔑問之。
　　何也?噫嘻嗎呢為之障也”，“這確是一條熹微翠樸的硬漢!王九媽媽的凌曾小提囊，杜鵑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兒。嗡然‘哀哈’之藍縷的蒺藜，劣馬樣兒。這口風一滑溜，凡有緋剛的評論都要逼得翹辮兒了”：這更是一種“戲仿”，將對語言的偏頗推于極端。
所有這一切，又非事先的精心設計，而是筆到之處，自然流出；待寫到興會淋漓時，就更是無拘無忌地將諸多不相諧的語言順手拈米，為“我”所用。請看“即使連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低與馬其頓乎?——外國也有的!”(《外國也有》)“今年，我竟發現了公理之所在了，……北京巾央公園里不是有一座石牌坊，上面刻著四個大字道：公理戰勝么?——Yes，就是這個”(《公理之所在》)“原來‘中國第一流作家’……不過是要給人……‘破顏一笑’，… …那么，我也來‘破顏一笑’吧——哈!”(《奇怪(三)》)。這真是“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人們所看到 的是他對現存秩序(社會、文化的秩序，思維邏輯的 秩序，以及語言的秩序)的大不敬與隨意戲弄，以及明知戴著鐐銬，仍渴望著自由地思想與自由地表達的掙扎。魯迅的雜文，正是集中體現了始終沒有走出奴隸時代的魯迅的叛逆性與異質性。
　　4 魯迅雜文對習慣思維的挑戰
　　魯迅雜文的思維方式也足非規范化的，他常遨游在常規思維之外，另辟蹊徑，別出心裁，采取全新的思路。例如，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這篇著名的學術隨筆里，當談到嵇康、阮籍，學術史、思想史上“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這個幾乎已成定論的問題時，但魯迅卻依據當時人們所謂的“崇奉禮教”，其實就是借以自利，進而提出了另一種獨到的心理分析：真正信奉禮教的老實人對此“不平之極，無計可施，繼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于是得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結論：嵇、阮之毀壞禮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潛意識里)卻是愛之過深的表現。辛亥革命后，袁世凱大殺革命黨人，有人著文大加譴責，以為他不該“錯殺黨人”。魯迅卻提出“異議”，說“從袁世凱那方面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由此得出了一個事關重大的結論：“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并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魯迅雜文的這些分析、論斷，常對讀者的習慣性思維構成一種挑戰，但細加體味，卻不能不承認其內在的深刻性與說服力。由于魯迅的雜文往往具有某種實驗性與先鋒式，讀者對魯迅雜文的接受，必有一個從陌生到逐漸熟悉、以至由衷嘆服的過程。
　　魯迅的雜文同樣違反“常規”的聯想力或想象力。人們最感驚異的是，魯迅能夠把外觀形式上離異最遠，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聯系的人和事物聯結在一起：他總是在“行”的巨大反差中發現“神”的相通。這在魯迅雜文里，幾乎是俯拾皆是，從而構成了魯迅雜文的基本聯想或想象模式。例如，文人雅士的小品文“遍滿小報的攤子上”，與“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馬路上來”(《小品文的危機》)；“批評家”砍殺雜文的立論與孔雀翹尾巴露出的屁眼(《商賈的批評》)；失勢的黨國元老與宮女泄欲余下的“藥渣”(《新藥》)；文壇高士的“歸隱”與官場俗子的“瞰飯之道”(《隱士》)；莊嚴的“現代史 ”與騙人的“變戲法”(《現代史》)等。在魯迅聯想的兩端，一端是高貴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經魯迅妙筆牽連，就達到了“神圣 ”(之人、之物)的“戲謔化”“高雅”的“惡俗化”，這其實揭示了更大的真實，被嘲弄者(也即自命的“高貴者”)越是不齒于此，越是仿佛被迫懾其魂一般，擺脫不掉。
　　魯迅聯想力或想象力對習慣思維挑戰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他對“歷史(過去)”與“現實(現在)”聯系的獨特感受與發現。他一再談到，“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祖母的模樣就預示著那娃兒的將來。所以倘要預知令夫人日后的風姿，也只要看丈母”，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馳，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盡管在理性層面，魯迅和他同時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信奉著歷史進化論，但他直接感受(感覺)到的他的心理與情感體驗到的，真正刻骨銘心的，卻是這老巾國時間的停滯，歷史的循環與過去的重來。正是這歷史的鬼魂與現實的活人的“循環疊合”才構成了魯迅雜文的另一個基本的聯想或想象模式。所以，在魯迅的雜文中，歷史上殺革命黨人的袁世凱與現實中屠戮革命青年的蔣介石之間，魏晉時代愛禮教而反禮教的嵇、阮與國民黨清黨后避而不談三民主義的孫中山的真正信徒之間，引起種種聯想是十分自然的。而當魯迅在打著“新藝術”的旗號的北京大學學生中看到了“舊道德”的重現時，他便找到了最好的雜文題材。后來，在他的筆下，不斷地出現：“新式青年與桐城謬種 ’或 ‘選學妖孽’的嘍羅 ”(《重三感舊》)，“提倡白話”的戰士與“念出古字來嘲笑后進青年”的教授(《“感舊”以后(下)》)，“洋服青年”“拜佛”這一類的意象重疊。如果說前一類“把彼此不相干的事情牽連在一起”的聯想給人以荒誕之感 ，那么，這類“新與舊、歷史與現實重合”的聯想，就讓人感到絕望。這與人們所喜好的種種樂觀主義的豪言相比，自然顯得不合時宜，也是一種不符合大多數人的信念規范的“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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