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興學二十年：試論大學變革的示范

　　論文摘要：作為標志性成果，二十年來，民辦大學不論是在制度創新還是適應經濟社會變革方面，均作出了重要的示范性貢獻，加快了中國大學制度現代化的建設。民間興學的成功，凸顯了大學治校理念與“治校權”的不可分割性。
　　論文關鍵詞：民間興學 制度創新 艱苦創業 校長治校
　　一、民辦大學是改革開放一個標志性成果
　　1905年，即科舉結束的當年，私立中國公學一位創始人留下了這樣一句遺言：“考各國學術進化，莫不有民立學堂與官立學堂相競爭，相補救……今我中國公學實為中國前途民立大學之基礎，若日進不已，其成就將能駕耶魯大學與早稻田大學而上之�！�
　　1983年，即私立大學成為歷史名詞之后的三十年，京滬等地悄然誕生了幾所民辦高教機構，迄今二十年�？梢哉f，尋求“發揮余熱”是民校出現的最早動因。對文革失去的歲月，對體制弊病的不滿，使許多老一代教師在仍有所為時，選擇了為落榜生提供學習機會的“社會力量辦學”之途。
　　二十年最值得回味的，不是節省或創造了多少教育資源，培養了多少“落榜生”，而是對中國當代大學從制度到理念的影響，盡管這種影響通常是滯后的，但卻是實實在在的。不必諱言，太學、國子監并非今日中國大學之濫觴，是西方教會在華人士創辦的“新式教育”，即中國最早的私立大學，開啟了中國近代大學教育的歷程。世界高等教育史告訴我們，在l7、18世紀，歐洲的大學擁有大量的土地、房產、捐款、政府撥款以及各種無形的資源，而早期美國大學完全是嶄新的“人工制品”。它們由社會創造，由校外人士組成的董事會協助安排和使用有限的資源，使高校和整個社會一開始就保持密切的聯系，沒有社會支持，也不可能有今日遍及美國東西沿岸的一流私立大學。對其成功的“經驗”，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一語道破：“我們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很容易認識到‘世俗人士’控制美國高等學府，決不是出于任何個人的智慧或遠見，而是由于客觀的需要和美國高等學院一無所有的實際情況。”
　　“一無所有”的我國民辦大學，雖未重現美國私立大學的歷程，但也因其理念和制度的創新，突出的辦學效益，已成為大學變革不可或缺的內容，促進了中國大學教育制度化、國際化的進程。人們記得，“摸著石頭過河”、“大膽地試”、“殺出一條血路!．．……曾是第三代領導人針對(經濟)體制改革留下的“名言”，但在有“計劃經濟最后一個堡壘”之謂的高教領域．全是“體制外”(退休或非教育界)人士。其實踐者兒乎人們還記得，1978年改革開放正式啟動的標志之一，是從遠離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貧困農村“大包干”開始的；產業運作的市場機制也是由民間的“鄉鎮企業”率先開始；就連基層組織的民主選舉，也由一向被視為處于文化素質最底層的農民創造并成功地“寫”入了國家的法律．“村民自治”成了舉世矚目的民主盛事二十年來．教育體制最具社會意義的改革，也無疑是從民間興學開始。
　　有識之士早已指出，公辦大學附屬于政府機構的體制困境如不能從根本上得以解決，政府辦學整體效益不高的狀況就難以改變。
　　事實表明，由民間人士(如農民和退休教師)“自發”地來承擔改革開放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成本，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改革開放過程的穩定性。
　　二、民間興學促進了大學制度的變革
　　“繳費上學，不包分配”、“實行真正的聘任制”、“后勤服務社會化”已是我國大學制度變革的核心內容，成為了牽動大學教育制度化建設的“三駕馬車”。作為獨立的辦學實體，民辦大學創辦伊始即在這三個方面踏出了堅實的腳步。
　　80年代民間興學對教育改革作出的最大貢獻，就是繳費上學與不包分配。由學生繳費來維持學校的運行，是民校的物質基礎。
　　1956年，隨著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大多數非生產性人員也逐步成了“國家工作人員”。伴隨著行政級別在各行業的比照劃分，嚴格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建立，專業教育即培養“干部”的觀念逐漸形成，加上單一的政府辦學體制，逐漸地，“受過中專以上教育者便是國家干部；國家干部必須由國家培養與分配”成了新“傳統”觀念。自費求學，在8O年代初、中期，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因為人們已經習慣了從幼兒園到大學免費或變相免費的正規學校教育，并演變成一般人視為理所當然之事�！袄U費上學，不包分配”本身，就是對這種傳統觀念的強烈沖擊。
　　自費求學與自謀職業，不僅要求學生目的明確、刻苦學習，掌握服務社會的真本領；也同樣要求辦學者主動積極地及時調整招生、學制、專業和課程，以滿足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受民間辦學者的啟迪，在80年代后期，部分普通高校也作出了要求“適當收費”及“雙向選擇”的呼吁和實踐。盡管后者在“收費”，特別是“不包分配”上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但從國家民族根本利益出發，大學勢必要沿著“適當收費，不包分配”的路子走下去。這已為后來的改革實踐所證實。民校創新之舉對高教體制改革起到了推動與借鑒作用。
　　長期以來困擾著我國各領域負責人有效開展工作的一個癥結是人事任用制度上“鐵飯碗”與“大鍋飯”。作為常識，從根本上杜絕“干好干壞一個樣”，乃至消除許多無謂的糾紛和人際矛盾，就必須打破這種“只能上不能下”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盡管無“下崗”一說，但作為大學打破平均主義的嘗試——“聘任制”卻演變成“假聘”，即人員幾乎無例外地得到原單位的“聘用”。至于根據工作實績拉開報酬距離也只是一種理想。率先將聘任制落到實處的，仍是民間辦學者。對優秀和合適的教師人選，校長可以三番五次上門請求前來學院“賜教”；對不合格不勝任的教師也堅決予以解聘。
　　飽嘗創業艱辛與育人甘苦的民間興學開拓者，最能把握合格教師及員工的標準。大多數辦學者賞罰分明，聘與不聘取決于教師與員r_[的實績。他們養不起“閑人”，也從骨子里看不起“不學無術”或不熱愛教育事業的平庸之輩；他們看重的是在培養人才上同心同德．在教育事業志趣相投的有德有識有才之士。
　　可資借鑒的是，當前．高等教育機構的終身聘用制度正受到空前的挑戰。英國、日本都試圖步美國后塵或publishorperish或修訂各大學的章程，使其能在“有良好理由”(forgoodcause)的情況了解聘教師及研究人員。
　　由于諸多方面的制約，民校不可能與民企一樣迅速壯大，從而對公辦高校的地位產生根本性的影響，但其促進與示范作用，不容低估，尤其是在社會辦學校方面，由于不涉及敏感問題-在大學教育界，不論是決策者還是辦學者，近年來都將后勤社會化視為提高辦學效益的突破VI，并爭先恐后地倡導或出臺各種舉措，“社會化”成了人們一個口頭禪。
　　人員精干與后勤社會(市場)化，是每一所民校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這也是“民辦”與“公辦”在辦學成本上最鮮明的區別之一。
　　改革開放一個偉大成果，就是肯定了“制度創新”的積極意義。國家從默許到鼓勵由利益主體自己實施制度創新，然后給予界定和規范化，而不再像以往那樣，一切由政府主管部門根據某種所謂“理想”和出發點，去事先安排一所大學未來的目標及一系列的行為規范。在教育制度創新中，經驗的作用不可忽視，而國家比起“初級行為主體”(辦學者)來，為此付出的信息成本要高得多�；蛟S，這才是民間興學對大學制度變遷最具深遠影響的貢獻。
　　三、民間興學弘揚了教育界“艱苦創業”的精神
　　很難說從什么時候起，“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面向基層、面向農村”等觀念已從許多人的頭腦中“淡出”，從許多民校創辦者和求學者身上，人們再一次強烈地感受到這些VI號所具有的社會價值。
　　早期民校的創辦者都是老一輩知識分子，作為“所有者”，他們珍惜學校的一切，也盡可能地降低各種成本，他們的辦事效率與辦學效益也常為人們所稱道。流行于大學生中的“高消費”之風，在自費求學的學生身上也不多見。依靠家庭支付學費的民校學生學習更為刻苦，因為多數人的父母并沒有“先富起來”，他們深知每年父母要拿出全部收入的近五成供養他們上學并不容易。在困難條件下，辦學者與求學者表現出了艱苦創業與自覺自愿的奮斗精神，這種精神是共產黨人所一再堅持與強調的，但在依靠政府撥款的大學里，反而顯得淡薄，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對那些視艱苦奮斗，“一分錢當作二分花”的精神為“陳腐觀念”的人來說．是啟悟．也是鞭策8O年代末，在試行畢業生分配“雙向選擇”的大學，領導人常為“急需人才的地方少(無)人去．人才濟濟的地方爭著去”而苦惱。民校從辦學指導思想、專業設置、課程內容乃至大多數學生入學前的思想準備到畢業時的求職意向，都是圍繞著或瞄準了基層而展開的。有的辦學者出于非營利動機，把招生重點放在邊疆和邊遠地區．并不惜辦學成本，為來自偏遠地區程度較低的學生補課提高。在9O年代中期之前，還沒有一所民校有學歷證書授予權，在分配上亦不能享有與公立高校同等的權力，所以畢業生要想擠進人人向往的工作單位更為困難，這也從一個方面促使民校學生“眼睛向下”．愿意到條件更為艱苦或收入更低或未來更沒有保障的農村、基層單位或鄉鎮(私營)企業去工作。
　　民校辦學成本較低，關鍵有二：一是聘用了大批退休教師，為許多可以并愿意繼續工作者提供了用武之地。每年因年齡離開原教學崗位者大都是學科帶頭人，業務水平高，敬業心強，也樂意繼續為社會作貢獻。這樣密集龐大的智力資源，是民校師資上的優勢，也是社會繼續受益的一個源泉。對公立大學而言，他(她)們的去職在于“生理年齡”而不在于“實際水平”，但卻由于體制的束縛與諸多的顧慮，不得不奉行“一刀切”政策，那份尷尬，沒有哪一位校長不曾強烈地感受到，卻無可奈何。二是采取借、租、合作等方式利用社會上的一些設施和儀器設備。注重擁有而不講求使用，是官辦機構在建設各種設施，特別是購置貴重儀器設備上的常見態度與狀況。這也證明，民�？梢匀ネ诰蜻@些潛力，以聯合、租賃等方式利用社會上的設施與設備．培養人才，從而培養出合格的專業人才。
　　四、民間興學凸顯了治校理念與“治校權”的不可分割性
　　平心而論，中國能與蔡元培相提并淪的大學校長屈指可數。今人對其治校名言的津津樂道．顯然是出自對當年“北大精神”的向往；沒有“行其實”，“言”有何益?
　　一百年來，大學校長能夠“依其言”而“行其實”者幾希?一個被復雜化了問題的簡單答案是：校長缺乏穩定和實質意義上的“治校權”，是導致教育家如此罕見的根本原因。正如教師常設問的：校長跟“走馬燈”式的換人，學校怎么能辦得好?亦如校長常設問的：學校的“婆婆”這么多，大學怎么能辦得好?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劉易斯(ArthurI．ewis)曾指出，就某一國家而言，持續性的經濟成長在兩個層次進行：一是靠該國的資源，一是靠該國的領導才能。借鑒其觀點，一所大學的持續成長主要就靠領導才能�！邦I導才能”永遠是最稀有、最珍貴的資源。民校的“掌門人”不同于有“皇糧”可吃，有“上級”可靠的公辦大學“法人代表”，盡管后者通常也抱怨吃不飽，抱怨“婆婆”干預多．但按部就班執行“文件”是其難以逾越的雷池。
　　披露以詐財為目的各種“社會力量辦學”確有“新聞價值”，贊美一所民校，則有變相廣告之嫌。西安翻譯學院及其“掌門人”丁祖詒先生頻頻出現于媒體難免有人為之質疑，但如果沒有所謂“西譯現象”，中國民校的歷史恐怕要重寫。繼西譯之后幾所同樣是“外向型”民辦大學的產生，確立了西安作為民辦高教大本營的地位。所謂“外向型”，指得是創辦者無一例外地看好了極具商業價值的外語學習，也不排除受“西譯”成功的啟示，校名或外語或外事或歐亞各有所依共領風騷，“西譯之路”必將載人教育史冊。
　　有意思的是，近年來出現的一批杰出民校校長有一個共同點，都不是在退休后以發揮“余熱”作為事業的起點，或尚處血氣方剛的盛年，因深感包括自己在內的青年人缺少一技之長而辦學創業；或是因對“傳統”大學弊端有切膚之痛，在近知天命之年而毅然“下�！�。
　　“領先一步，就可能領先一個時代”，如果沒有創新精神，盲目跟進，也許已經與機遇失之交臂。這里并無貶低許多早期民校創業者作為探路者的意義，而是承認面對現實社會中各種誘惑與困惑時，帶頭人的過人精力與遠見卓識，是實現一所大學持續發展的保證。
　　在市場經濟條件中，校長相對穩定的“治校權”，必然導致創“品牌”的意識，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盡管多數校長都將教學質量視為學校生命線，這也就是一種創立“品牌”的追求，但民校校長卻有著更為強烈和明確的“品牌”意識。作為商業行為，一些民校每年花幾百萬元在媒體上為學校做(招生)廣告，其中的夸張成分為教育界同行所不屑，實際上這也是一種“逼上梁山”式的自我激勵，一個眾目睽睽的“理想大學”總是在鞭策著辦學者。為實踐諾言，求得名實相符，民校校長有著更大的壓力與動力。
　　面對日新月異的教育市場，不僅讓老一輩創業者領略了“教育市場”之大，也感受到了難言的價值失落與迷惘。“時勢造英雄”，躍躍欲試者中有人難以自持，“辦大學不如辦小學”，“辦學不如辦班”。但也有一些興學者把握住了時機，因勢利導，不固守某一層次或領域的學校教育，效仿企業集團的組建方式，開始了“教育集團”的積極嘗試。如以白云職業學院為核心的廣州白云教育集團與以徐亞芬為董事長的寧波萬里教育集團，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上海前進進修學院董事長蔡光天先生是當代中國民校最初創業者之一，在辦學之初就力圖建立真正的“私立大學”。2O世紀8O年代中期他曾與美國邁阿密大學就在美合辦分校一事達成意向書．此事當年雖未成為現實．但卻展示了他的膽識與氣魄。近年來他同時投身企業界成就斐然．在前進進修學院接受過培訓的學員超過60萬人。其“置業養�！敝�途不僅可能在國內建立起名實相符的“大學”，也可能成為大陸中國人在海外辦大學第一人。蜚聲海內外的“西譯”，也早已立下創名牌私立大學的奮斗目標。原北京科技管理大學早有機會被“承認”學歷．就因為蔣淑云校長不愿更改她多年苦心經營的“大學”之名，曾主動止步于眾人渴望躋身的“普通高�！毙辛小６�“國有民辦”的創舉。為久蓄創辦大學之志者提供了又一機遇。民間興學．一樣可以創名牌大學。所謂名牌耆．眾所周知且成績斐然也。準能否認。不會有民校“日進不已”奮斗下去，成為真正的一流大學?!
　　中國公學．中國近代第一所非西方人創辦的私立大學．已成絕響，其未圓之夢。當有來者成就于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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