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低碳經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及對策

【文章摘要】

　　隨著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世界的環境氣候也受到了嚴重的破壞，發展低碳經濟的呼聲日益強烈。文章分析了美歐日等國在低碳經濟下y場環境的變化，提出了我國應對低碳經濟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

　　低碳經濟；出口貿易；影響；對策。

　　低碳經濟是為應對全球環境惡化，特別是溫室效應而提出的，已成為當今全球經濟、社會、環境改革的潮流。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暴發，全球經濟進一步向低碳經濟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復蘇、改善經濟貿易環境和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力量。隨著低碳經濟的發展，其對我國對外貿易環境的影響也逐漸凸顯。

　　一、低碳經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總體影響。

　　我國作為“世界工廠”，出口產品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產品居多，因此我國一直是以過多的能源、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為代價來維系不斷增長的貿易順差。低碳經濟將帶來貿易結構的變化，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將趨于下降，而低耗能、低污染產品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則趨于上升。一方面，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的低碳經濟將有助于我國推動外貿結構的轉型。另一方面，在低碳經濟的影響下，我國的鋼鐵、紡織、機電等行業作為節能減排重點，將更多地受到以低碳環保為借口的貿易壁壘的限制，貿易摩擦也將隨之增多，產品出口將深受影響。此外，隨著碳交易市場的日益壯大，碳交易有可能如同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其他要素一樣在各國流通，由此可能替代一部分的貨物貿易。而我國的出口貿易一直以貨物貿易為主，無疑國際碳交易市場的建立和完善將對我國的出口貿易起到不小的沖擊。

　　二、低碳經濟下我國主要出口市場貿易環境的變化及影響。

　　（一）歐盟市場的變化及影響。

　　2010年歐盟繼續保持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的地位，中歐雙邊貿易總值4797.1億美元，我國對歐盟貿易順差1427.58億美元。中國向歐盟出口的商品中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主要是低附加值的輕紡和機電產品，產品結構比較單一。

　　目前，歐盟制定了2020年前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20%，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比例達到20%的雄心勃勃的目標。一直以來歐盟的環保意識水平很強，設置了廣泛而嚴格的環保標準和標志要求。歐盟也是最先意識到在國際貿易中利用技術性貿易保護措施進行外貿管制的國家地區，其構建的技術性貿易保護措施體系相當完備。目前歐盟國家大都展開了諸多碳標簽的嘗試。2007年1月英國最大的超市特易購表示在長期中要在所有上架的7萬種商品上都加注碳標簽。法國的超市巨頭卡西諾也采用了自身的氣候變化標簽體系，在自有品牌的商品上同時標注環境友好和CO2排放量兩個商標。碳標簽的試用，在歐盟市場上受到了一致的肯定和關注，并將進一步對進口產品的碳足跡統一測度和推廣碳標簽。

　　在歐盟的眾多低碳政策當中，國家強制加注碳標簽的要求對我國的出口將會產生較大影響，引發更多的貿易摩擦。其他與低碳經濟相關聯的技術貿易壁壘也趨于增多。而我國由于國內生產技術水平相對較低，產品的加工與生產方法落后都可能會導致更高的溫室氣體排放，往往具有較高的碳足跡，在出口市場上不具有競爭優勢，很容易被趕出歐盟市場；而且環保型的生產方法和技術需要較高的投入，這對于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難以在短期內改變我國的貿易出口結構。另一方面，我國的出口到歐盟國家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要想獲得碳足跡的認定和碳標簽的加注，出口企業需負擔一定的時間成本和昂貴的申請價格，這是我國眾多出口企業難以負擔的。

　　（二）美國市場的變化及影響。

　　美國為我國第二大貿易伙伴，2010年中美雙邊貿易總值為3853.41億美元，我國對美貿易順差1812.66億美元。中國對美出口以機電產品為主體，紡織鞋帽制品、鋼鐵制品、家具等產品為輔。

　　美國雖然于2001年退出了《京都議定書》，但一直致力于發展低碳經濟。自奧巴馬上臺來實施總額約7872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政策，其中約580億美元投入環境和能源領域。決定建立全國統一電網，以超導電網和智能電網為主，可接入風能、太陽能等在內的各種可再生能源。同時美國還大力促進節能汽車、綠色建筑等的開發。

　　2009年3月31日，《2009年美國綠色能源與安全保障法案》中規定美國2020年時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17%，到2050年減少83%。該法案還特別提出了出口低碳技術的內容。

　　隨著2010年5月24日中美經濟對話的舉行，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關系也正式啟動。美國鼓勵低碳技術的出口的政策，給我國的新能源汽車、節能環保、光伏發電的出口都帶來了巨大機遇。例如，以比亞迪為代表的混合動力汽車在國際市場上的前景越來越被看好，使中國汽車工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不僅在勞動力成本上擁有后發優勢，而且也能夠在節能環保技術上擁有占先優勢。通過我國的自主開發和與美國在新技術上的合作，我國的新能源設備領域有望出現在世界最高競技場。但是，2009年6月美國的《清潔能源安全法案》規定從2020年起美國將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未實施碳減排限額的國家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碳關稅是指對進口排放密集型的產品，如煤、鋼鐵、水泥和一些化工產品，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碳關稅政策無疑是給我國的產品出口帶上了“緊箍咒”，其實施將嚴重損害我國出口貿易的利益。作為貿易大國，目前我國出口美國的產品不僅量大，而且集中于高耗能、高碳密集型產品上，如紡織品、金屬制品和機電類產品。據估算，出口方面，如果美國對從我國進口的產品征收30美元/噸碳的關稅，將會使得我國對美國出口下降近1.7%，當關稅上升為60美元/噸碳時，下降幅度增加為2.6%以上；進口方面，若征收30美元/噸碳的關稅，將會使得我國對美國進口下降1.57%，當關稅上升為60美元/噸碳時，下降幅度增加為2.

　　59%。碳關稅的征收必將加大出口產品的成本，減少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銷量和份額。

　　（三）日本市場的變化及影響。

　　日本作為我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2010年中日雙邊貿易總值為2977.68億美元，我國對日本貿易逆差556.5億美元。我國集中向日本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和低技術密集型產品，從產品類別看主要包括機電產品、賤金屬制品和化學工業產品。

　　日本是資源稀缺國家，歷來重視節能減排，致力于打造低碳社會。2008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低碳社會是日本發展的目標”，即著名的“福田藍圖”，它包括低碳發展的技術創新、制度變革及生活方式的轉變，其中提出了日本溫室氣體減排的長期目標是到2050年溫室氣體減排量比目前減少60%至80%。2009年7月7日日本提出的《推進低碳經濟社會建設基本法案》規定政府將努力推行綠色稅制并減少煤炭火力發電廠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目標在2020年前使可再生能源量達到最終能源消費量的20%。其實早在2006年5月29日，在日本經濟產業省編制的《新國家能源戰略》中，日本就提出全面推動各項節能減排措施的實施。其中提出推進亞洲能源與環境合作戰略，主張對中國、印度等能源需求急劇增長的亞洲國家開展節能、煤炭有效利用，生產安全、核能等能源環保領域的戰略合作。

　　中國和日本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消費大國，日本的能源資源極度匱乏，石油、煤炭、天然氣等能源幾乎全部依靠進口。隨著日本節能減排和新能源的利用，我國出口日本的煤炭、焦炭等能源也必將減少。

　　勞動密集型產品、高能耗產品也可能遭受貿易壁壘。但是在吸引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服務外包、節能環保領域都將出現相對可觀的前景。在“十一五”期間的我國的環保投資達1.4萬億元人民幣，到2010年我國環保產業總產值將達到8800億元人民幣，我國節能環保市場蘊藏著巨大的商機，而日本在污水處理、環保住宅、環保汽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擁有世界領先技術，必將為兩國企業的合作帶來廣闊的發展空間。在可再生能源的合作也可以使兩國避免惡性競爭，加強兩國在海外市場上的合作，共同在海外尋找能源供給區，確保能源供給多元化。

三、我國出口貿易應對低碳經濟的策略。

　　（一）調整貿易政策，順應低碳浪潮。

　　低碳經濟下，國際貿易規則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框架下也會有所調整。我國政府應適時調整貿易政策，這是符合我國現實和長遠利益的，有助于我國實現建立“和諧社會”和“兩型社會”的目標。政府應綜合考慮貿易活動中環境影響、氣候成本內部化等問題，充分把握各國制定的低碳經濟政策，適當限制高能耗產品的出口；及時修改我國現有的一些不合時宜的外貿政策法規、環保政策法規，使之符合綠色貿易發展的趨勢，充分體現我國應履行的國際環保公約的義務；在貿易和投資制度方面，政府應建立低碳型的貿易和投資制度來避免污染外包和碳泄露，要提高外商投資的準入門檻，鼓勵外商投資在生產中引進和使用清潔技術。我們還應通過加強國際合作，大力研究開發高效節能環保設備，推廣和應用重大節能減排技術。

　　（二）優化出口商品結構，調整出口產品市場。

　　一方面，政府應該繼續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嚴控高耗能、高污染的加工貿易項目，轉變外資增長途徑，推動出口結構由勞動密集型逐步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升級。另一方面，我們應充分利用新能源技術和節能減排技術在全球的興起的機遇，引進先進的節能技術，顯著地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能源利用率，有效降低能源消耗，規避低碳壁壘。一時無法實現低碳經營的企業，則應及時調整產品出口市場。2010年以來，我國與新興市場的雙邊經貿合作不斷加深，國內企業開拓新興市場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明顯增強，市場多元化取得明顯成效。我們應繼續保持這一良好勢頭，進一步減少對美國、歐盟這些低碳壁壘不斷攀高的進口市場的依存度。

　　（三）企業應制定低碳經營的戰略、戰術。

　　企業作為貿易的具體實行者，首先應從意識上轉變觀念，樹立良好的綠色環保意識，尤其要增加企業社會責任感。其次，要利用政府對企業“走出去”政策的支持，加快對外投資和國際合作方式創新，合理實施國際化戰略，如可加強資源導向型對外投資建廠，緩解我國節能減排的壓力。

　　此外，企業還應大力實施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既要將創新工作向生產鏈的各個環節延伸，提高整個行業的技術水平、贏利空間和整體競爭力，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和附加值，還要在國際合作中發展創新機制，要有效吸納、利用、整合國際創新資源，增強企業引進消化吸收的再創新能力。

　　（四）積極建設碳交易市場，加強國際低碳合作。

　　針對我國在碳交易市場上發展還不成熟的現狀，政府要加強碳交易知識普及和相應培訓，要大力培育碳交易市場，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我國碳交易市場與國際接軌，可在國內對出口企業開展碳排放許可證交易工作的試點。雖然中國是最大的減排市場提供者，但碳交易定價權并不掌握在中國企業手中，我國的企業仍舊處于適應之中。因此，企業必須充分了解、熟悉掌握碳排放協議、減排量價格、付款范圍和條件、核實成本和收益成本、適用的法律等，爭取碳交易的定價權，提升與國外碳排放買家的談判能力，積極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的競爭，在國際碳交易市場中爭得一席之地。

　　（五）合理合法對貿易保護進行反擊。

　　在金融危機的誘發下，各國借環境保護之名，欲對進口國產品征收的碳關稅，實質是在推行貿易保護。對此，我們既可以運用法律手段合理解決貿易爭端，也可以積極倡導通過加強合作和磋商來解決國際貿易中的問題。我們應當堅持《京都議定書》中“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之原則，堅決反對美國大肆違反WTO原則施行貿易保護。同時，政府應積極的參與國際間雙邊和多邊合作，一方面尋找共贏點，發展和諧貿易，另一方面要進一步發揮我國在各種經濟合作組織中的作用，依托我國的經濟實力，爭取更多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