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史體系的三維空間

【摘要】新聞傳播史呈現給人們的總體印象是一個完整、混沌的系統結構。要將新聞傳播史的研究推向深入，必須對這一混沌的整體進行解析。合理的解析是將其細分為三個層次或子系統：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新聞傳播觀念。它們彼此依賴，相輔相成。其中，新聞傳播事業始終是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新聞傳播制度則相對地比較滯后，具有一定的持久性、適應性和穩定性；新聞傳播觀念雖然是主體對于新聞傳播實踐的能動的反映，但是科學的觀念能轉化成物質的力量，成為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設計的指南。要解構披著歷史外衣的政治與社會神話，必須建構起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和新聞傳播觀念彼此交融的統一的三維歷史空間。

    【關鍵詞】新聞傳播史體系；三維空間；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新聞傳播觀念

   五年前，我曾在《世界新聞通史體系芻議》中提出[1]，世界新聞史體系應該涉及到新聞事業、新聞制度和新聞觀念三個層次。以往的新聞歷史研究，主要停留在新聞事業的層面，以探索各種新聞傳播媒介，如報紙、廣播、電視、通訊社演進的歷史為主旨。至于新聞傳播置身于其中的社會政治制度，及新聞傳播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結構模式，則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忽略了。而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傳播媒介的社會功能和活動空間。此外，任何一個國家、地區的新聞傳播，都是在一定的傳播理論、專業意識的指導下進行的。理念決定行為。要全面地揭示并且正確地闡釋新聞傳播演進的歷史，就應該把新聞事業、新聞制度和新聞觀念有機地綜合起來，建構包容事業、制度、意識的整體的三維空間，變單維的新聞史為多維的新聞史，變平面的新聞史為立體的新聞史。

    一、整體的新聞傳播史體系

所謂歷史，在廣義上講是一切事物以往的運動發展過程。按照事物的不同性質，可以將其劃分為自然發展史和人類社會發展史。我們通常意義上使用的歷史概念，主要是指的人類社會發生、發展的歷史，即與自然界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人類社會以往的運動發展過程。人類社會及其縱向的發展史是一個完整的系統結構,即由一系列復雜因素組成的協調一致的有機整體。歷史學者費爾南·布羅代爾在《歷史學和社會科學——長時段》一文中對這種系統結構，做了精彩的解讀：“所謂結構，社會觀察家們認為是現實與社會大眾之間存在的一種組織、一種緊密聯系及一系列相當固定的關系。而我們的史學家則認為，一個結構也許是一種組合，一個建筑體，但更是一種現實，時間對這種現實的磨損很小，對它的推動也非常緩慢。某些長期生存的結構成為世代相傳的穩定因素：這些結構在歷史中到處可見，它們阻礙著歷史因而也支配著歷史的進程。”[2]這種系統結構的整體性特征，決定了系統中只要有一個因素或子系統發生了變化，或遲或早必將導致整個系統結構的變化。

    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的系統結構看似混沌，實則是一個有序的整體。我們可以把人類社會歷史看成大洋上漂浮的一座冰山。展現在我們面前、能夠為我們所直接感知的只是冰山的山頂部分，其水線下的主體部分還有多層結構——至少還有山腰、山麓部分，遠比我們能夠看見的山頂要大得多，如果不潛入水下，實難窺見其真實面目。所以，僅僅只是看到了山尖部分，決不等于了解全部。客觀歷史如此，作為社會歷史反映的歷史著作自然也不例外。波蘭歷史學家托波爾斯基曾就歷史敘事做過深刻的分析。他認為歷史敘事與歷史實在相適應，也呈現出三層結構。“以陳述序列明確表述的清晰表面層（事實層A）；表述不明確，但間接地（經常是省略三段論式地）包含在表述清晰的層次內的表面層（事實層B）；通常以暗含的方式含在1與2中的更深層次（理論層）”。所謂清晰表面層，是那種讀者與之有直接聯系，并且其中通常運用真實性的古典標準資料。但它只是一個有著非常深廣基礎的結構的最高的和可以看見的部分，猶如冰山的山尖。一個敘事的潛在因素采取了層次2和層次3的形式。一般而言，層次2通常是層次1的簡單擴充，它并沒有改變后者的結構、得出結論的趨向以及解釋的途徑。層次1因而是層次2的一種獨特的簡化方式，換句話說，層次2就像層次1的某種不太清晰的注釋序列。只有當我們考慮了層次3，新的分析視角才展現出來。“層次3是一個理論層次。當然，并不是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明確地提出一種確定的普遍理論，但每一個歷史學家，即使他聲稱要簡潔地表述而不承擔評價的責任，他都涉及一種確定的有關人與世界的看法”。

    新聞傳播史是人類社會整體歷史的一部分，它也是一個由一系列復雜因素或層次組成的有序的系統結構。所以，新聞傳播史研究不能滿足于“考證確定零零粹粹的事實為畢乃能事；必須進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東西；要把人事看作一個整個的互為因果，互有連鎖的東西去考察他”。

    借用托波爾斯基的話來說，新聞傳播史也呈現出三個密切相關的層次，即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新聞傳播觀念，三者彼此依賴，相輔相成，共同建構了完整的新聞傳播史體系。其中新聞傳播事業屬于漂浮于水面的冰山的山尖，而新聞傳播制度則是水線下的主體部分，新聞傳播觀念則是一個理論層次，是對于前面兩個事實層的深度注解。但是，傳統的新聞傳播史研究，從總體上講陷入了神秘的整體性經驗，僅僅關注了新聞傳播史本身的整體性，看到了各種要素的相互糾纏，但是沒有嘗試著對整體進行解析，而且試圖將整體的歷史歸結為新聞傳播事業的歷史。

    所以這種研究看起來很完整，但是，對于業內人士或其他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漏掉了許多重要的東西。而這被漏掉的東西，對于完整地解釋新聞傳播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要將新聞傳播的歷史研究推向深入，或者將其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就必須對這種混沌的整體進行深入的剖析。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學者阿諾德?湯因比所說的：“如果不在思想上對宇宙加以條分縷析，我們就無法表達，無法思考和行動。如果我們重新陷入這種整體性的神秘經驗，我們就無法繼續思考和行動。因此，我們必須分解和歪曲地呈現現實，這樣才能在我們所發現的真理的指引下行動與生活。”很顯然，這種解析并不是終極目的，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在更高的意義上再現整體。所以湯因比說，“思想只要一啟動，就會把現實打粹，但馬上又會把現實加以組合”。

    新聞傳播史的研究，同樣也面臨著這一重要的課題，需要使用解析的辦法，分解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混沌的整體，那怕這樣做會破壞我們憑直覺感受到的神圣的統一，不然的話，我們的研究將難以突破現實的瓶頸，而進入科學的境界。

    二、新聞傳播史體系的三維空間

面對以混沌形式呈現的整體的新聞傳播史，如果我們不想使自己的研究流于形式、膚淺，就必須將它分解成若干孤立的片段，這樣才有可能深刻地理解歷史。但是這種分解或者分類無疑會在一定的程度上扭曲地呈現歷史的狀貌，或者割裂各個片段之間本來就存在的不能分解的聯系，這是歷史學向深度進軍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筆者以為，對新聞傳播史整體的簡單易行的分解是三分法：即將新聞傳播史分解為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新聞傳播觀念三個層次（子系統或組成部分），它們彼此依賴，相輔相成。循此而觀察新聞傳播史，給予我們的將是全然不同于分解之前的感覺。

    首先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在陽光下熠熠生輝的冰山一角，就是新聞傳播事業。我們置身于信息社會，被媒介化環境所包圍，媒介信息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任何人都擺脫不了新聞媒介的糾纏。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能夠離開城邦的人，非神即獸。即便是枯坐守定的高僧，也難御信息于“廟門”之外。不管我們是否樂意，媒介及其傳播的信息總會融入我們的生活，對我們的意識和行為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新聞傳播活動、新聞傳播事業是我們生產、生活中無法回避的認識對象。由于我們的認識規律是由淺入深，由表及里，從近到遠，我們對人類新聞傳播史的研究，自然也會從簡單的易于把握的新聞傳播事業著手。新聞傳播事業的歷史演進成為新聞史學者最早的也是基本的研究領域，是有其客觀的歷史必然性的。

    新聞傳播事業本身又是一個完整的子系統。其組成要素包括新聞傳播媒介、新聞傳播技術、新聞事件等。新聞傳播媒介有傳統的報紙、期刊、廣播電視、通訊社以及新興的網絡、手機媒體等，這些媒體產生、發展、沿革的歷史，是新聞傳播事業史的主體。與此相關的還有，媒介傳播業務的變遷，如編輯業務、采訪報道業務、發行廣告業務、經營管理業務的變化，這些內容共同匯集成了新聞傳播媒介的歷史。新聞傳播技術是新聞傳播事業發展中最吸引人的要素。技術的進步不僅決定信息傳播的廣度、深度，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約著信息傳播的速度、清晰度，甚至深刻地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從口頭傳播時代到手抄傳播時代，進而到印刷傳播時代、電子傳播時代，乃至今天的網絡傳播時代，傳播技術本身就是劃分歷史發展階段的關鍵節點。在新聞傳播歷史的長河中，由新聞傳播媒介及其從業者主演的新聞事件，始終是引發后人思古幽情的主要興奮點。英國報人爭取出版自由的斗爭，特別是爭取自由報道國會新聞的斗爭，美國獨立戰爭前殖民地時期的“曾格案件”，歐洲大革命時期革命派報紙與保皇派報刊的激烈論戰，幾乎是所有新聞史專家大書特書的內容。所有這些，是新聞傳播史的實體部分，抽去這些內容，新聞傳播史就無法站立起來。

    但是，新聞傳播事業在整個新聞傳播史體系中，畢竟只是冰山一角。其高度、廣度及其內涵，主要是由水線下的基礎部分決定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水平，報紙、廣播電視的普及率，新聞媒體在社會政治生活、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新聞媒體政治參與程度的高低，新聞媒介社會功能的發揮，新聞從業人員的活動空間的大小等，在很大的程度上，與所在國家的制度安排是直接相關的。不同國家新聞傳播媒介的法律地位、新聞媒介與權力系統的相互關系、新聞媒介的所有制差異及各種政治文化禁忌等，都會在相當的程度上決定其新聞傳播事業及新聞傳播活動的狀貌。所以，要解讀一個國家或地區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歷史，揭示其內在的客觀規律，必須透過表層現象，進入到水線下面，深入到制度的層面。從政治、法律、經濟、文化等不同的視角，解讀各種制度因素對新聞傳播事業發展的決定性作用。

    考察新聞傳播制度的歷史演變，可以從特定社會政治體系的憲政安排、經濟上的所有制結構、法律上的保護宣示和禁區設置、道德上的規范準則和自律機制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探討。但是，研究制度特別是政治制度史的人都知道，在不同時期、不同的政治實體中，同樣的制度形式下可能會包含著絕然不同的實質內容。梁啟超曾感概地說：“政治組織上的形式，其實無論如何，和實際運用都不能相同。比如中華民國約法，現在似乎仍舊有效。但具文的約法和實際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幾千萬里。若從《政府公報》看，中央政府似乎很強有力，吳佩孚、張作霖亦得稟命中央。如打破了南口，許多威字將軍都是由吳、張上呈文，由內閣發表。事實上，骨子里何嘗如此？一切大權都不在內閣，吳、張上呈文亦等于一紙命令”。

    反映在新聞傳播方面也是如此。在當今世界近兩百個國家中，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在憲法中承諾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但實質上能夠做到的僅是其中極少的一部分；幾乎所有國家的新聞媒體都有監督政府的職能，但是其發揮的程度有天壤之別。另方面，不同時期、不同歷史階段的制度安排，盡管有本質與形式上的差異，但是絕對不能否認其歷史的繼承性。正如孔子所說的，“殷因于周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制度安排確定了新聞傳播歷史展演的舞臺空間，規范著新聞傳播工作者的職業行為，沒有制度的支持，新聞傳播事業就失去了立身之基。

    同時，我們還須注意，不管是從歷史還是現實的角度，社會的主體都是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人們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期望的目的而創造自己的歷史，卻不管這種歷史的結局如何，而這種按不同方向活動的愿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影響所產生的結果，就是歷史”。

    作為歷史主體的人，都處于特定的社會地位，有著特定的利益訴求，具有特定的思想、意識、情感。正是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成了社會歷史的基本內容。他們創造歷史的活動，不是無意識的夢游者般的行為，而是基于特定立場和利益的自主的有意識的行動。梁啟超曾經作過如此的表述，“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因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

    對此，恩格斯做過更精辟的解讀，“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由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

    各個人的意志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從而對歷史產生一定的影響。

    新聞傳播史也是新聞從業者及相關者自我意志的產物。雖然不是每個新聞從業者或相關者都能如愿，在個體意義上，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一定社會一定時期的新聞傳播思潮，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識，相關者對新聞媒介的角色期待，約定俗成的行為規范等，在相互交錯、沖突、融合中形成合力，會在無形中劃定新聞傳播進化的軌跡，推動著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的演進。因為，如何建構適應社會需求的新聞傳播制度，設定新聞傳媒及從業者的活動空間，劃清公共權力系統與新聞傳媒系統彼此領域的界限，規制新聞傳播工作者的職業行為等，都是在一定的新聞傳播觀念的影響下實現的。新聞傳播觀念的歷史是一個“邊界不定的研究領域，它需要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為它營構一個敘述的背景，也需要研究者在種種有文字的無文字的實物、文獻、遺跡中，細心地體驗思想所在的歷史語境”。

    當然，一定時期的新聞傳播觀念，歸根到底是一定時期新聞傳播實踐的產物，是新聞傳播從業者及新聞傳播相關者對新聞傳播活動的能動的反映。而且這種觀念未必總是以完全理性化、系統化的形式展現，在許多場合甚至以具有浪漫情調的幻想出現。但它對于解讀那個時代的新聞傳播歷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所以，歷史學家赫伊津主張：“文明史應當像重視人口、稅收數字和經濟史一樣，重視對美的夢幻和浪漫的幻想。”他又說：“當代人生活于其中的幻想具有一種真理的價值”。

    這種幻想連同系統化、理性化的思考，總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新聞傳播活動的展開和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因此，完全意義上的新聞傳播史研究，應該透過新聞傳播的表象，穿越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的屏障，潛入到水線下冰山的更深層的觀念部分，這樣才能科學地解讀、全面地展現新聞傳播發展、進化的完整脈絡。三、歷史進程中三大空間的交織和互動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及新聞傳播觀念的交融，形成了多維的一體化的新聞傳播史。

    研究新聞傳播史，必須首先正視歷史發展演進的整體性，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個子系統的相互依賴、密不可分，另方面則是整體對部分的制約，即多維整體的新聞傳播史對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新聞傳播觀念的影響。單一的子系統的發展進化，不能離開整體的背景，更不能忽略子系統之間的互動。也就是說，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變化，難以從其自身得到圓滿的解釋，新聞傳播制度、新聞傳播觀念亦然。只有在相關子系統的互動和彼此制約中，才能全面地揭示其進化的動因及其規律。

    但是，研究者同時也要注意到新聞傳播史各個子系統的相對獨立性，因為在低一級的層次上，子系統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結構。所以，從整體上看，每個子系統，包括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及新聞傳播觀念等，都有其特定的發展進化規律，都在“按其特定的節奏演進著”。

    就觀念的發展進化而言，其決定性因素乃在于社會的物質生活方式變革。“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但觀念有時也會超前于客觀現實，領先于、并且指導著后續物質生活方式的變革。特別是在王朝末期癥狀出現之后，新的觀念會成為引發革命或改革的關鍵因素。美國傳播史學者在研究獨立戰爭的歷史時認為，“如果把思想觀點作為衡量標準的話，可以說革命到1775年就完成了。這樣的話，戰爭只不過是保護新思想的手段而已，其目的是捍衛這些新思想，抵御那些不能接受新思想的人”。

    新聞傳播觀念也是如此，它雖然在根本上來源于新聞傳播現實，是對當前新聞制度和傳播實踐的能動反映，但新聞傳播觀念有時也會先于現實，引領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指導著新聞傳播制度的設計。17世紀初期，英國詩人、政論家約翰?密爾頓的出版自由觀念，美國獨立戰爭前夕托馬斯?杰斐遜關于報紙與政府關系的論述，都是作為現實新聞傳播制度的對立物出現的，但由于代表著歷史進步的潮流，最終為社會所接納，成為建構自由主義社會新聞傳播制度的指南。

    一般而言，一個社會的制度安排通常與該社會物質生產方式的水平是一致的；新聞傳播制度的設計，也受到當地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水平，及新聞傳播觀念的影響。在一個新聞傳播事業極不發達的國家，或者在新聞觀念落后的國家，不可能有先進的制度安排。當然，如果國家掌握在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政黨手中，還是有可能確立先進的制度安排的。這種制度安排能夠促進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為新聞觀念的發展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間；反之，落后的新聞傳播制度不僅會成為新聞傳播事業發展的桎梏，還會限制新聞傳播觀念的發展。17世紀初期，英國實行的出版檢查制度、特許出版制度，不僅成為英國報業發展的最大障礙，而且成為限制新思想、新思潮傳播的決定性因素，密爾頓就是因為出版了未經許可的小冊子而受到國會的質詢，這才有了《論出版自由》這篇影響深遠的歷史名篇。反之，獨立戰爭后的美國政府，特別是在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統治下，其保護言論出版自由的憲政安排，確保了報刊獨立的政治法律地位，從而拉開了美國報業發展黃金時代的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在美國占領軍領導下進行的新聞改革，清除了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的影響，建立了適應和平憲法的民主的傳播體制，從而保證了戰后60年日本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

    新聞傳播事業史雖然不等于新聞傳播史，但它絕對是新聞傳播史的主體部分。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除受到社會經濟、文化因素的制約外，還受到新聞傳播觀念、新聞傳播制度的影響。尤其是先進的新聞傳播觀念，能夠激發出新聞生產力的深厚潛力。19世紀美國大眾化報紙的興起，與當時報人的報紙產業化理念是分不開的。上個世紀末中國內地都市報崛起，與報業集團化的進程，也可從中國報人及黨政領袖的新聞觀念的轉變中得到解釋。而報業、廣播電視業、網絡新媒體的發展，不僅會促成新聞管理制度的變化，也會促進新聞傳播思想的升華。此類例證，實在是舉不勝舉。

    在新聞傳播史體系中，新聞傳播事業始終是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因為，新聞傳播事業作為新聞傳播史的實體部分，它總是與生產力直接相連。在工業時代，新聞傳播事業不僅是一種產業，更是成為公眾的意見論壇和政治斗爭的工具，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動蕩時期，無論是經濟繁榮還是社會凋敝，總是在持續地積累著能量，默默地拓展著自己的生存空間。新聞傳播制度則相對地比較滯后，一旦新的制度建立起來，就會具有一定的持久性、適應性和穩定性。說到底，新聞傳播制度屬于建立于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先進的制度安排能夠促進新聞生產力的發展，落后的制度設施則會成為新聞傳播事業發展的障礙。制度設施的相對穩定性不等于一成不變，更不能說它是不能與時俱進的僵死的東西。一般而言，新聞傳播制度總是隨著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而不斷地做出新的調適，隨著新聞傳播觀念的變革而改革。甚至不能排除，由于先進的政治理論和傳播觀念的指導，新聞傳播制度會領先于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為新聞事業的發展預留空間。新聞傳播觀念雖然最終是由新聞傳播實踐所決定的，是主體對于新聞傳播實踐的能動的反映，但是科學的觀念一旦形成，就能夠轉化成物質的力量，成為新聞傳播實踐、新聞傳播制度設計的指南。

    所以，審視人類新聞傳播的歷史，我們能看到的，有如一場沸騰的馬拉松賽，各個運動員在看客狂熱的呼喊中，彼此交叉領先，又相互影響，一路向前。每個運動員都有各自內在的動力和邏輯，似乎彼此都主宰著自己的命運，其實，在歷史這個競技場上，他們雖然人各有志，卻幾乎都是身不由己。在直觀上，有時新聞傳播事業先于觀念、制度的發展，有時新聞傳播觀念先于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的進化，有時觀念和制度一起超前于事業、成為促進新聞傳播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動態的發展進化中，這三個子系統唇齒相依，彼此交叉、融會、相互咬合，真是剪不斷，理還亂。在這種情況下，要理清新聞傳播發展進化的基本脈絡，使新聞傳播史的研究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必須建構起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和新聞傳播觀念交融的統一的三維空間。在這種三維空間中，解析各個子系統的互動關系，梳理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新聞傳播觀念進化的脈絡。只有這樣才能“解構披著歷史外衣的政治和社會神話，”而還原新聞傳播歷史本來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