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訴求受阻與犯罪研究

論文摘要　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作為城市化的重要標志，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是城市化最突出的反映。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身份訴求受阻、城市定居訴求受阻、權益公平訴求成為誘發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原因之一，關注和逐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身份訴求、城市定居訴求、權益公平訴求是有效地抑制和預防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關鍵所在。

　　論文關鍵詞　城市化訴求　受阻　新生代農民工犯罪

　　城市化是當今世界上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之一。盡管國際學術界對城市化的研究已有數十年的歷史，但由于不同的學科對城市化的理解不同，在關于城市化各種各樣的定義中有一種較為主要的提法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即為城市化。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是城市化最突出的反映。但是，在我國城市化的歷史進程中，由于缺少漸進的過程，當大規模的、突發性的農村人口涌向城市時，必然會帶來許多意想不到、始料未及的問題。在城市還沒有做好應對準備之時，農民工尤其是有著強烈城市化愿望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與城市的迎接能力之間的矛盾加劇，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受阻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主要誘因。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

　　向城市遷移的農村人口幾乎都不攜帶戶籍，他們的人雖然已經遷移到城市但并不標志著其城市化過程的完成。他們雖然常年居住在城市，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仍然是農民身份而非市民身份。對他們來說，真正成為遷入城市的市民,才是城市化過程的關鍵所在，也是新生代農民工完成城市化過程的重要標志。我國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總數約在1億人左右。這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在我國2.3億(2008年為2.25億)職工中，已經占將近一半，他們正處于城市化進程中向市民轉化的關鍵階段。新生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有著強烈的城市化愿望、有著真正融入城市、在城市中追求權益平等的訴求。
　　（一）城市身份的訴求
　　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中把新生代農民工的界定為：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其特點為，戶籍在農村但隨父母或獨自長期生活在城市，對農村和農村的生活既不了解，也不喜歡農村和農村的生活，渴望成為真正的城市人卻被城市排斥。據統計，89.4％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農活，37.9％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務工經驗。
　　新生代農民工不僅是在社會經濟特征和個人特征方面與第一代農民工有著許多差異的群體，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體。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從小生活在城市，與農村生活環境相比，他們對城市生活環境更加熟悉、適應。新生代農民工中有69.9%的人傾向于認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員”，“應該得到和城市人同等的社會地位”，新生代農民工中欲“通過打工，爭取留在城里生活”占42.4%，“不愿意回鄉干農活，想過城里人的日子”的占15.2%。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想成為市民的原因主要基于城市收入高、生活水平高、精神文化生活豐富以及為自己的孩子教育考慮等因素。而現實的戶籍制度卻使他們陷入兩難的尷尬境地，置身于城市和農村的邊緣，無奈于自己的農村身份和城市對他們的不認同。
　　（二）在城市購房定居的訴求
　　第一代農民工在城市打工掙錢是為了再回到農村“蓋房子，娶妻子，生孩子”，而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動機和目的已經不再像父輩那樣，他們期盼自己及其子女能夠從城市的過客成為能夠在務工地穩定定居的城市人。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布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報告表明：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有55.9%的人準備將來“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但現實卻是：這種在務工地長期穩定生活的強烈訴求與其所從事行業的收入及經濟發達地區的高房價之間的差距日益突出，許多人在城市購房定居的夢想成為泡影。
　　（三）權益公平的訴求
　　關于權益公平最直白的解讀就是：不論是城里人還是農村人，不論是本地人還是外來的人，只要是本國公民，就應享受同等的權益，承擔同等的義務。不言而喻，在城市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應當享有與城市公民同等的就業、受教育、社會保障等機會。
　　1.受教育權益的訴求。受教育權,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國家積極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條件和機會，通過學習來發展其個性、才智和身心能力，以獲得平等的生存和發展機會的基本權利。在以現代技術元素為生產力的背景下，簡單的體力型勞動力逐漸被技能型勞動力所替代，只有不斷的對新生代農民工的進行教育和培訓，提高新生代農民的職業技術水平，才能滿足需求層次不斷提高的現代勞動力市場的需求。
　　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對就業崗位有著較高的期待，他們有著接受更高教育和更多技能培訓的主觀訴求。2010年，據全國總工會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調查統計表明：新生代農民工中有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專業技能知識，54.7%的人表示需要學習法律知識，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識。但現實中，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受勞動強度大、工作時間長、培訓費用高等客觀條件的制約，無法使新生代農民工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機會和條件。
　　2.勞動權益的訴求。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的程度較高，參與社會活動、了解和獲得外界的信息的途徑和手段較多，自我保護意識、爭取權利的意識、維護權益的意識較強，對獲得平等的就業權、勞動權等有著更強烈的訴求。一旦自己的權益得不到保證，不是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逆來順受，而是選擇“炒老板的魷魚，甚至尋求社會、法律的幫助來維護自身合法的勞動權益。
　　3.社會保障權益的訴求。在城市化進程中，生活在城市、且渴望成為城市人的新生代農民工，同城市人一樣有著對城市社會保障的強烈訴求。以社會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農村人口城市化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基于對城市身份的訴求、城市定居的訴求、在城市穩定工作的訴求的前提下，對社會保障權益的訴求也是城市化的必要訴求之一。他們對城市社會保障的訴求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為解決年老、疾病等后顧之憂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二是為解決失業后暫時生活困難的失業保險；三是為維持基本生存的最低生活保障。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受阻，誘發了新生代農民工犯罪

　　社會分工日益細化的今天，新生代農民工成了不可缺少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一方面，為城市第二、三產業發展提供了廉價勞動力，推動了城鄉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的；另一方面，強烈的城市化訴求得不到實現，成為犯罪的誘發因素。
　　（一）城市身份訴求受阻
　　長時間在城市打工、生活，新生代農民工逐漸喪失了對原來農村社區的認同感，他們夢想成為城市人，卻不被城市所接納，痛苦地游離于城市和農村之間，城市身份訴求受阻誘發了犯罪的發生。
　　1.被城市身份訴求受阻。就城市而言，在客觀上，我國由于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在戶口、社會公共產品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實行城市人與農村人的區別對待；主觀上，城市居民本身存在的就業的壓力和居住條件改善的壓力，使城市居民在心理上存在著農村人會與他們掙飯吃、爭房子住的擔憂，于是對于農村人口城市化存在著心理上的抵制及對農村人口存在著自然的排斥。結果造成了新生代農民工的非農村身份的訴求受到來自城市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使他們無法真正的融入城市主流社會，轉變成真正的城市人。
　　2.自城市身份訴求受阻。就新生代農工而言，生活在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受其文化程度、專業技能、產業結構等自身競爭力不足的影響，以及城市社會生活的參與度不足，致使他們客觀上要求城市身份的認同，主觀上在職業技能培訓、自身素質的提高等方面努力不足，成為他們城市化進程中的羈絆。
　　新生代農民工強烈的城市化身份視為愿望，遭到了現實社會的打擊，他們實現夢想的機會變得渺茫或無望，一些人便會陷入痛苦、埋怨、仇恨、報復之中，再加上他們缺乏父輩吃苦耐勞的精神、應對打擊的能力，好逸惡勞、不勞而獲、伺機報復成而滋生犯罪。
　　（二）城市定居的訴求受阻
　　與第一代農民工“外出掙錢——回鄉蓋房”的“城市過客”心理不同，新生代農民工有著強烈的在城市買房、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雖然生活在城市，但是由于戶口限制，再加上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大多數人從事的行業只能局限于一些諸如服務業、建筑業、修理業等工作。他們中一些人雖然有一些專業技能，也只是局限于手工勞動和體力勞動的技能，他們微薄的工資收入，也僅能夠維持生活而已。調查顯示，月收人在800元以下的占12.5%,42.3%的新生代農民工月收人在1000元左右，28.1%的新生代農民工工資在1000-2000元之間，11.6%的新生代農民工工資在2000-3000元之間，只有5.5%的人的月收人超過了3000元，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水平只有1402元。僅從收入來看，與城鎮職工工資水平相仿，但從他們的生活支出來看，他們的人均月消費支出約1092元，而每月食物支出達到571元，占消費總支出的52.3%，與城鎮居民不同的是房租成為他們的一筆不小的開支。而面對城市的高房價，大多人在城市購房定居的訴求成為泡影。
　　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多數想要在城市擁有自己的住房，但是現實的高房價與他們的低收入之間的差距成為他們主觀個體無法逾越鴻溝，只能以租廉價房度日。其結果導致了這些為城市蓋起了高樓大廈、豪華別墅的人卻在城市得不到自己的棲息之地，久而久之，這種心理的落差與夢想城市住房的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傾斜加劇，有些人為了改變現狀、實現夢想，不惜以犯罪的手段來填平訴求與現實之間的溝壑。

（三）權益公平訴求受阻
　　獲得與城市人口同樣的權益保障也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由于他們與生俱來的農民身份的“標簽”，成為橫亙在他們與城市之間的一道難以跨越屏障，也使這些身居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各種權益公平的訴求受阻。
　　1.受教育權益受阻。據“新生代農民工權益保護與犯罪預防研究”課題組調查報告顯示：48.9%的新生代農民工罪犯在犯罪前未參加過任何培訓，導致他們在文化程度、職業技能等方面無法得到提高，因就業困難或技能的欠缺隨時面臨的失業威脅，從而誘發違法犯罪。
　　2.勞動權益受阻。勞動權益也是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難題，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企業的花招很多，比如通過計件形式結算工資等方式延長勞動時間，想多掙錢就得多加班，雙休日和法定的節假日都得不到保證；有些企業設備陳舊，安全隱患大，造成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病發生率高，安全事故也經常發生；拖欠工資，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等基本勞動權益保障問題也困擾著這個年輕的群體。如有調查顯示：63.1%的新生代農民工罪犯在犯罪前平均每天的勞動時間超過8小時，74.9%的新生代農民工罪犯在犯罪前平均每月的休息時間少于4天或者沒有休息時間。這種行為的存在，違反了我國《勞動法》第36條、第41條對勞動者工作時長、以及延長工作時間的條件的規定，這種長年累月的超長時間的高強度勞動，嚴重損害了新生代農民工的身心健康，同時減少了和降低了新生代農民工自我學習和自我提高的時間和愿望，容易滋生不滿情緒，這種情緒一旦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誘惑，有些人便會喪失個人判斷力而盲從，走上犯罪的道路。
　　3.社會保障權益受阻。據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調查，目前新生代農民工中，享有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的比例分別為21.3％、34.8％和8.5％，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對象為當地擁有城市戶籍的人口，農民工基本上沒有享受該項保障的權利。作為城市建設中不可缺失力量的新生代農民工，因農村戶籍的影響，無法享受到應有的城市社會保障，再加上他們工作的不穩定性、工作強度高、工作環境差，拖薪、欠薪等問題，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面臨著更大的失業或疾病威脅，使本來就很窘迫的生活陷入更為艱難的境地。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挫折感，容易產生對社會的不滿，進而形成反社會心理，以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來報復社會。

　　三、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預防新生代農民工犯罪

　　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伴生物——新生代農民工的犯罪問題已經成為近年來的社會熱點問題。關注和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是對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化格局、戶籍制度、思想觀念、對農村人口城市化的認知和態度的挑戰和沖擊；關注和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是城市化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關注和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是有效地抑制和預防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關鍵所在。 
　　（一）逐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身份的訴求問題
　　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一體化的環境下，原有的城鄉二元化結構下的戶籍制度、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由于我國現階段城市化水平較低及農民城市化的高成本，我國城市目前存在著經濟條件、居住條件、社會保障條件還不成熟、不完善狀況，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大面積、全方位的迎接需要城市化的農民工。在考慮到我國城市化的現實承載能力、城市化中的高成本的客觀現實及新生代農民工自城市化的主觀實力等方面的問題后，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身份問題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它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戶籍制度改革中，我們應該降低城市身份的門檻，根據國力、城市的現實承載能力，在城市化由低到高的進程中逐漸吸納農村人口，比如可以根據新生代農民工在所在城市居住、打工的時間，文化程度，所掌握的技能的層次、無犯罪記錄等作為吸納農民工的前提條件，制定相應的吸納農民工的戶籍政策，其目的一是逐步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向城市身份的逐步過渡，二是鼓勵那些不符合政策條件的新生代農民工通過自覺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和在城市的競爭力，完成自城市化。
　　（二）逐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居住的訴求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均在經濟發達的城市就業，而發達城市的高房價與新生代農民工低收入之間的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而且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可用地皮的減少、城市流動人口的增多，這個矛盾會更加突出。要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買房定居的問題也愈發困難，而對于每一個公民來講，“安居”是“樂業”的前提，“無事”又是“生非”的前提。為穩定城市社會治安，預防那些由于居無定所、無所事事的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為了讓他們能夠在城市穩定生活，消除城市社會治安的隱患，城市有責任把解決新生代農民工住房問題納入城市建設、發展綱要中。
　　基于城市房價過高，而新生代農民工購買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只有采用多渠道、多途徑來逐步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居住的訴求。具體作法為：一是發展公共租賃住房、建設農民工公寓；二是根據新生代農民工在所居住城市的居住年限、所掌握的勞動技能、尤其是無犯罪記錄等享受與城市職工同等的經濟適用房，讓他們有盼頭、有勁頭，以此來推動有條件的城市將有穩定職業和收入的農民工逐步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三是探索建立農民工住房公積金制度。
　　（三）逐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權益公平的訴求問題
　　與城市人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權、勞動權、社會保障權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的必要要件。為預防和遏制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權益公平訴求受阻導致的犯罪行為，在城市化進程中，必須要重視和逐步解決新生代農民的權益公平訴求。具體作法為：一是要創新新生代農民工培訓機制，鼓勵和支持用人單位有針對性的針對本單位的崗位技能需求進行崗前、崗中培訓，具有不同職級的專業技能享受不同級別的工資待遇，從而提高新生代農民接受專業技能培訓和受教育的積極性，為企業帶來更好的經濟效益；二是貫徹落實《勞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在進行職業技能培訓中加入相關的法律培訓，當新生到農民工遭遇非法延長勞動時間、工資被無理欠扣等不公平待遇時，能夠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正當的勞動權益；三是形成和完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和失業、工傷、生育等保險制度，根據新生代農民工在所在城市居住、打工的時間，他們的文化程度，他們所掌握的技能的層次、無犯罪記錄條件等逐步把新生農民工納入城鎮的養老、醫療、失業保險及低保的社會保障體系中。
　　總之，城市化進程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的漸進過程，期間總有各種矛盾和問題的不斷出現，正視和重視這些出現的問題并不斷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也是城市化不可或缺的過程。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農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轉變既然作為城市化的重要標志，正視和重視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訴求，逐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問題，才能有效地預防和減少新生代農民工的犯罪，為城市化進程創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